旅遊的線路。1983年，那時出國幾乎全部由組織部門外派，中國作家協會指派我跟嚴文井和陸文夫到北歐訪問，檔案居然下發到甘肅省宣傳部。20多年後的2005年，中央電視臺來寧夏做我一個節目，攝製組在銀川還住了幾天，節目播出時，解說詞竟是這樣介紹的：“張賢亮住在內蒙古自治區銀川市”。難怪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是從甘肅、青海或內蒙古轉來的。有時碰到多年沒見的朋友，也會問，“甘肅那邊怎麼樣？”“你在內蒙古還好吧？”常常令我十分慚愧，似乎不是別人的錯而是我的錯。
其實，我自己在二十歲之前，也不知道“寧夏”二字是什麼意思。1954年我18歲時在北京上高中，因出身“官僚資產階級家庭”，又屬於“關、管、鬥、殺”分子的子女，畢業前夕學校就找了個“莫須有”的罪名將我開除。當時我家已完全敗落，父親身陷囹圄，母親靠給人編織毛衣維持生計。我成了“待業青年”後，到刻印店去攬刻蠟紙的活兒，刻一張蠟紙五毛錢，刻印社提成三毛，我拿兩毛。我一天能刻五張蠟紙，得一塊錢，用以維持母親、妹妹和我的生活。現在，“刻蠟版”已是“絕活”，只有70歲以上的老人中大概還有那麼少數幾個，我就是掌握這種“絕活”的人之一。
1954年，北京就開始建設“新北京”，首先是要把北京市裡無業的、待業的、家庭成份有問題的、在舊中國體制內做過小官吏的市民逐步清除出去，名曰“移民”，目的地是西北的甘肅、青海和新疆。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自然是被遷移的物件。於是，在1955年7月，我攜老母弱妹與一千多人一批，先乘火車到包頭，再隨幾十輛大卡車長途跋涉了三天，才到當時稱為“甘肅省銀川專區”賀蘭縣的一處黃河邊的農村。縣政府已給我們這些“北京移民”蓋好了土坯房，並且單獨成立了一個鄉的行政建制，名為“京星鄉”，好像這裡的人都是北京落下的閃亮之星，或說是隕石吧。鄉分為四個村，每個村有三、四十排土坯房，一排排的和兵營一樣，前後來了數千人在這個鄉居住。土坯房裡只有一張土炕，散發著黴味的潮氣。房屋在夏季怎麼會發黴呢？後來我也成了老寧夏人時才知道，抹牆的泥一定要用當年的麥秸或稻草，如果用陳年發了黴的草秸合泥，肯定會有黴味。人們以為現代裝飾塗料會有汙染，殊不知古代的裝飾塗料也會有汙染。可是並沒有人因為住在這種空氣汙染的房子裡而得病，使我覺得現在的人越來越脆弱。
用麥草和稻草秸合泥抹牆，大概是人類從樹上的巢爬下來開始蓋房子就發明的，泥一直是古代的裝飾塗料，數千年來沿用至今。那時，我在寧夏農村舉目望去，幾乎無一不是古代場景的再現。犁田還用“二牛抬扛”，連犁頭也是木製的，春種秋收、脫粒揚場等等農業勞動，都和漢唐古墓刻石上的“農家樂”一樣，洋溢著原始的純樸。土坯房裡雖然味道難聞，可是田野上純淨的空氣彷彿爭先恐後地要往你鼻子裡鑽，不可抗拒地要將你的肺腑充滿；天藍的透明，讓你覺得一下子長高了許多，不用翅膀也會飛起來。
我終生難忘第一次看到黃河的情景。正在夏日，那年雨水充沛，河水用通俗的“浩浩蕩蕩，洶湧澎湃”來形容再恰當不過了。在河灣的回流處，一波一波旋渦沖刷堤岸的泥土，不時響起堤岸坍塌的轟隆聲，使黃河在晴空下顯得極富張力，偉岸而森嚴。岸邊一棵棵老柳樹，裸露的根鬚緊緊抓住懸崖似的泥土，堅定又沉著，表現出“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頑強。移民們都是北京市民，在舊社會混過事兒的，雖然不會農業勞動，卻會玩耍，不乏會釣魚的人。他們用一根細木棍（寧夏沒有竹子）系根棉線，棉線一端再挽根彎鐵絲，連魚餌都不用，垂在河灣淺灘邊上，居然能把幾斤甚至十幾斤的鯉魚鯰魚釣上來，令我煞是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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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