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分子”呢？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全國各地各單位揪出的“右派”當然非常之多，因為那時訂有指標，上級規定是按本地本單位人數的5％來“打”（你看，這個“打”字又須有註釋，但類似的詞語太多，此處只好從略）。因為中國人特殊的政治積極性，“打”出來的“右派”會大大超過這個百分比，所以，最後總應該有個決定性的權威機構。這個決定某人是否“右派”的機構叫做“五人小組”。各地縣、處級以上單位都有這樣的“五人”。可是這“五人”具體姓甚名誰，各地各單位的普通群眾是不知道的。你說是主要負責人吧，可是轉眼間這個主要負責人也成了“右派”，可見，還有更高層次的“五人”。總之，說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別問出處，也問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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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從人的解放開始（2）
這樣一下子，全國就有55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而當時全國可稱之為“知識分子”的人數只有550萬～600萬。55萬之說見於後來為“右派”平反的檔案，實際遠遠超過這個數目；550萬～600萬之說見於1956年公開發布的統計數字。
這裡，我仍忍不住想說說這個“打”字。“打”一詞，在“反右運動”中是政治積極性的褒義詞，我沒看過當時公佈有某某人被“劃”為“右派分子”一說，可是後來給“右派分子”平反時，又一律稱為某某人被“錯劃”的說法，其實應稱為“錯打”才對。
好了，不說別人，就說我自己，這是最可靠的。
我發表長詩《大風歌》正值1957年7月，“反右運動”最激烈的時候，《人民日報》馬上發表了一篇嚴厲的批判文章《斥大風歌》。《人民日報》今天仍有很高的權威，當時簡直就是“聖旨”，於是我當仁不讓地成了“右派”，受到處理“右派分子”的頂級懲罰：開除公職，押送勞動教養。
“正式檔案”是怎樣的呢？當時壓根兒沒給我出示。到1979年我平反時，給我平反的有關單位從我的個人檔案裡只找到一張21年前押送我到勞改農場的小紙片，類似“派送單”這樣的東西。我名字後面，填寫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除此之外，再沒有一份證明我是“右派分子”的法律根據，更沒有說明為什麼要把我“打”成“右派”的原因，即具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這張紙我見了，只有巴掌大，紙質脆薄，比現在公共廁所裡放的最差的廁紙還差。我認識這種紙，那叫“雪蓮紙”，用稻草造的，因為它不經磨損，不耐存放，一般只寫個便條，寫信都不用它。而這劣質的“雪蓮紙”卻奇蹟般地在我檔案中靜靜地陪伴了我22年之久，拿出來還燦然如新。
然而，麻煩也就來了，如果我是“壞分子”，我就不在專門針對“右派分子”而制訂的中央檔案的範圍內，按1978年另一份中央檔案精神，“壞分子”早就該“甄別”了。可是，22年來我明明是被當作“右派分子”對待的。怎麼辦呢？
幸好，這已經是1978年，開始實事求是了。原來我的大麻煩，即當年《人民日報》及地方報紙、文學刊物對我的批判，又成了我是“右派分子”的證明，從而讓我有資格“享受”檔案精神予以平反。 “不幸”與“幸”的轉換，需要我等待22年。後來，我碰到一位當年主持把我打成“右派”的前領導，問他當年為什麼把我定為“壞分子”而不是“右派分子”。他笑著說：你只發表了一首詩，沒有其他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年紀又輕，我們研究了一下，儘量照顧你的政治前途，就訂個“壞分子”算了，“壞分子”總離政治錯誤遠一點吧。我理解他們的寬厚，“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中，看起來只有“壞”沒有政治性。他們哪知道後來“地富反壞右分子”統通在一個菜籃子裡，最後“一鍋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