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歸附的周邊蠻夷各部，一直採取的羈縻制度。形式可以是州縣、衛所，也可以是土司、郡國，或者象大明西南地區形形色色的招討司、安撫司、宣慰司，稱呼換來換去，都是新瓶子裝舊酒，沒有實質性變化。
在國力有限的情況下，羈縻制度的好處顯而易見，僅憑中央政權的威望和一頂世襲烏紗帽，就可以保持一大片疆土的暫時穩定，逢年過節還可能收點地方土皇帝送來的土特產。
但是，羈縻制度的副作用也十分明顯。
在經濟上，諾大的一個貴州省，因為土司林立，稅收還不如江西的一個縣。
朝廷如果要在貴州駐軍、派官、打賞，財政上免不了要靠中央轉移支付，也叫倒貼，這實際收入倒成了負數。
因此羈縻領土越多，經濟負擔越大，這叫有了面子，傷了裡子。
至於政治上的隱患，羈縻制度的危害性更為嚴重。
當地世襲官員、土酋大姓沒有經過中央的統一培養、甄別，水平參差不齊，對中央政策也把握不準。
個別首領對中央忠心耿耿倒還好說，大部分首領都是善於見風使舵的牆頭草，一旦中央政權不穩，他們馬上改換門庭，繼續去當世襲土皇帝。
還有極少數人更是對內橫徵暴斂，擅自攻殺，擴大地盤，平時擁兵自重，對上陰懷不軌，關鍵時刻就跳出來遞刀子。
明朝初期的西南麓川土司造反，明軍不得不三徵麓川，前後出動兵力三十餘萬，損兵折將不計其數，耗空國庫一大半，最後還得虎頭蛇尾，倉促退兵，致使北方防務空虛，為瓦刺所乘，釀成土木堡之變。
明末盤踞播州長達七百餘年的楊氏土司造反，明軍前後也是出動兵力達三十萬人，進行平叛，雖然最終剷除了楊氏土司這個毒瘤，但也耗盡了明朝當時全年的財政收入。
播州之役因此成為嚴重動搖大明朝國本的三大徵之一。楊氏完蛋後不久，大明也跟著完蛋了。
更別提明朝後來在遼東設立的三個建州羈縻衛，那可是成了大明的掘墓人。
因此，遼王覺得，與其說大明亡於女真，實際上亡於土司。與其說大明亡於萬曆或嘉靖，實際亡於老朱建國之初。從老朱照抄以往羈縻制度開始，已經埋下滅亡的種子。
這都是羈縻制度經濟侷限性和政治侷限性相互交織，又互相惡性推動，進一步加劇的結果。
穿越而來的遼王覺得，歷史上的大明因為窮得叮噹響，只好設立一個奴爾幹羈縻都司，對開發廣袤的遼北地區幾乎沒有推動作用。
現在，大明如果挾歷次北伐蒙古部落之餘威，乘遼王府軍威正盛之時，在松花江流域建立三類衛所，對部落百姓立規矩，進行分類治理，還是能讓東北迅速從羈縻狀態進入精準治理狀態的。
第一類衛所，就是駐防在遼北最為關鍵的戰略要地的廣寧左護衛、廣寧右護衛和長春中護衛。這三衛直接控制的區域，以後參照遼南各地方式進行治理，經濟上從農業化逐漸過渡到半工業化，政治上實現州縣化。
第二類衛所，就是在像吉林和扶余這樣地理位置優越，群眾基礎良好的部落，建立城市，成立一級羈縻衛，充分發揮衛城的輻射效應，挖掘周邊地區的經濟潛力，迅速進入農業化。
遼王府再從當地部落中選取有一定威望又識實務的頭人擔任長官，主掌全面工作，同時派出一名千戶和縣令協助分管軍務和民政，兵員也是番漢各居其半。
千戶可以從蓋州衛、金州衛以及魯王府三衛中的編余千戶中擇優選用，縣令從縣令培訓班中挑選。
遼王醞釀的這種衛所模式，充分考慮了遼王府和當地土著力量的制約平衡，既體現了中央政權對部落勢力的監督管理，更體現了對落後蠻荒地區及時開發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