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印照片、用膠捲拍攝照片的年代，光這些材料每年就要花費數千萬日元。”
身為社長的父親病倒了，年輕的T先生飽受債主追債之苦，最後他的決定是……
跳樓自殺
“我在供應膠捲等材料的公司法人面前，擺開5份生命保險的合同，然後問他們如果我跳樓自殺換錢還債，哪個保險公司能支付保險金，讓他們給我選一家。”
聽到T先生要自殺，這些債主也怕惹出人命，於是願意退一步與T先生商量還債方案。這也成為了T先生痛苦的開始。
“我跟客戶之一的學校商量支付方法，怎奈那邊拒絕使用支票，沒辦法每次我只能等客戶那邊匯款以後，再去銀行取了現金匯到債主的賬戶上。”
隨著經濟的衰退，T先生的日子也越來越難。
“當時我哥哥是社長，他跟我說去別的公司學學人家的管理，於是我開始去澀谷的百貨公司打工。一打就是兩年。1997年我回到自家公司，開始跟哥哥共同經營。但在1995～1996年的時候，私立學校開始每年減少學生100名，這種情況下，學校舉行的活動沒有減少，每次活動派出的攝影師人數也不變，製作宣傳冊的工序等系列工作也沒變，但學生減少了，宣傳冊的銷售受到了影響。”
當時T先生的月收入是1萬～5萬日元。好在父親倒下之前購買了房子，節省了房租，這樣留下吃飯的錢，剩下的全都用在了員工的工資和材料費上。
“公司雖然加入了社會保險，但當時已經支付不起員工的保險。員工們知道了這個訊息都對公司產生了不信任。到最後公司實在負擔不起，不得不開始裁員。那時真難熬啊。”
連續工作終於筋疲力盡
就這樣，經營者T先生還是繼續努力著。
“為了增加業務量，我一直奔走於神奈川和崎玉。半夜，給學校製作宣傳冊，排版，製圖，早上又馬上衝到崎玉去印刷，然後順便在崎玉拜訪客戶，擴充套件業務。那時基本上都是不眠不休，連續奮戰72小時是常有的事。終於有一天，突然之間完全沒有了工作的慾望，早上也不願起床，走起路來腿好像灌了鉛似的根本沒勁。我陷入了完全抑鬱的狀態。”
T先生一直繃得緊緊的神經終於到了崩潰的邊緣，抑鬱的狀態持續了一個月。他開始考慮要不要辭掉公司的工作。白天他根本不想出門，但是總得工作啊，於是又開始打工，夜晚投遞宣傳單。
“每天天亮之前投遞宣傳單，日頭升起來了就回家睡覺。於是終於在那一年的正月裡下定決心要辭職。哥哥問：‘現在公司經營得這麼困難，你要在這個時候甩手嗎？’但實際上，哥哥對公司的經營並不認真，裁起員工來倒是毫不留情，我跟他大吵了一架，辭掉了公司的工作。”T先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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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郵局的保安
離開了家族企業的T先生，在母親的幫助下開始了郵局保安的工作。他是郵政勞動省的非常勤職員。
“這個工作做了半年，每天工作5個小時，時薪1 000日元。還兼誘導員的工作。中午郵局的人休息時，也會代賣郵票。”
說到這兒T先生微笑起來。T先生並不適應保安沉默站立的工作，經常大聲對顧客進行“請將要郵寄的行李包裝好再帶過來”這種常識指導，或者為了行人通行暢通整理門前的腳踏車等。那時還在照顧雙親的T先生對護理的工作很感興趣，於是辭掉保安的工作，在2003年考取了家庭護理員二級資格。那一年9月，T先生的母親摔倒了，骨折入院需要看護，從那時起，T先生開始在日間護理機構幫忙照顧母親。
“我去特護老人院做過志願者，在院長的邀請下開始正式在那裡工作。實習期間一個月時薪1 000日元，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