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的過程之中。因此，很清楚，認識論的分析必然遲早會獲得一種歷史的或歷史批判的高度和廣度；科學史是對科學作哲學理解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問題是歷史是否包含了一個史前史。但是關於史前人類概念形成的文獻是完全缺乏的，因為我們對史前人類的技術水平雖然有一些知識，我們卻沒有關於史前人類認識功能的充分補充資料。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唯一出路，是向生物學家學習，他們求教於胚胎發生學以補充其貧乏的種族發生學知識的不足，在心理學方面，這就意味著去研究每一年齡兒童心理的個體發生情況。其次，即使人們把自己侷限於所謂本來意義上的歷史，但歷史與心理發生還是會有某些有時並不是不重要的聯絡的。例如，象庫恩那樣一個有遠見的科學史家就談到了我們的研究工作，甚至還寫了下面這樣的話：“我之所以能想出對早已死去的學者們提問的方法，部分地要歸功於我研究過皮亞傑對活著的兒童提問的方法”（《發生認識論研究報告》第二十五卷，第七—八頁，一九七一年）。
第三，我們要說明，雖然研究認識論的哲學家們太經常地置心理發生問題於不顧，但我們主要關心的是跟那些對他們自己那門科學的認識論感興趣的科學家們建立聯絡。事實上，近代數學、物理學等的最有價值的認識論是由數學家、物理學家自己提出來的。使我們很受鼓舞的是研究這些科學的認識論的學者當中有許多人對於心理發生問題感到興趣。例如，哥本哈根的尼爾斯·波爾研究所在它五十週年時舉行了一個關於統計性因果關係的學術報告會，除了純物理學家的論文以外，還有兩篇邏輯學論文和四篇（在總共十二篇論文當中）是關於偶然性、機率、因果關係等概念的心理發展的報告：我們看到在物理學家與心理學家之間進行著和我們的發生認識論年會一樣的討論。另外一個令人感興趣的標誌是麻薩諸塞州洛威爾技術學院的物理學家A。I。米勒的一個研究報告，它包括了範圍廣闊的題目，並且宣稱“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和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量子力學方面的發展都是屬於結構主義的研究”。同樣，在對米斯納和惠勒的幾何動力學的一個研究報告裡，物理學家加西亞問道：這些工作是指向動力學的幾何學化呢，還是相反地指向客體空間的物理學化呢？或者說，這兩者是不是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區別，而僅僅是相輔相成的呢？他作出結論說：“這種區別只有根據對基本方程裡出現的概念的起源所進行的發生學研究結果去理解時，才能具有恰當的意義”（《發生認識論研究報告》第二十六卷，第一八八頁，一九七一年）。無可否認，這不過是一些確定的跡象，但是這些跡象卻指明瞭：當各門不同學科之間人們日益感覺到的那些現在還不存在的跨專業關係一旦建立起來時發生認識論所將起的作用。
總的說來，我們想說：對認識的心理發生的研究是進行認識論分析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這種研究教導我們：認知的結構既不是在客體中預先形成了的，因為這些客體總是被同化到那些超越於客體之上的邏輯數學框架中去；也不是在必須不斷地進行重新組織的主體中預先形成了的。因此，認識的獲得必須用一個將結構主義和建構主義緊密地連結起來的理論來說明，也就是說，每一個結構都是心理發生的結果，而心理發生就是從一個較初級的結構過渡到一個不那麼初級的（或較複雜的）結構。因此，邏輯數學運演最後就跟行動的一般調節（聯合、排列順序、對應等等）聯絡起來，分析到最後，就跟生物的自我調節系統聯絡起來；但是生物自我調節系統並不是預先就包含著所有那些建構物，而僅僅是這些建構物的起點。
J。皮亞傑
引言
我高興地趁寫這本發生認識論小書的機會，覺得有必要給這樣一個重要的看法以更為顯著的地位，這個看法雖然已由我自己和我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