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胡適在1925 年1 月17 日的日記中寫道：“通伯（即陳通伯）又談北大所謂‘法國文化派’結黨把持，傾軋夢麟的情形，聞之一嘆。夢麟方倚此輩為腹朋友呢！ 。。
五、煙霞洞繫獄（3）
我雖早窺破此輩的趨勢，但我終不料他們會陰險下流到這步田地！
此輩者，李石曾、顧孟餘、沈尹默一班人也。”另一派的當事人之一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一文中寫道：“胡、傅（即胡適、傅斯年）諸人後來和我勢同水火，我南遷後，蔡先生（即蔡元培）時在京滬間，但我每次擬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圍蔡所致。”
這種派系之爭，常常造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不幸結局。張競生在北大，本來既不首鼠兩端，也不依違其間，他是一隻閒雲野鶴，從來都是獨來獨往。但由於他是留學法國出身，對方以出身畫線，他也就難脫干係，身不由己地捲入了漩渦，成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加上他編輯出版《性史》，招來滿城風雨，累及北大名聲；又與周作人、周建人等浙江派大打筆墨官司，更加投鼠忌器。原來在上海法租界，對方奈何他不得，一旦離滬赴杭，進入他們的勢力圈內，迅予羅織罪名，逮捕法辦。
在得知張競生即將來杭的當天，浙江省政府恰巧召開省政府常務會議。省政府主席是張靜江，蔣夢麟除任省政府委員和教育廳長外，還兼任省政府秘書長，可謂權傾一時。在會上，蔣夢麟歷數張競生“宣傳性學，毒害青年”的劣跡，聲稱如不加以拘禁，任其招搖過市，謬種流傳，將有違優良風俗，影響世道人心，至於宣淫誨淫，荼毒青年心靈，尤其罪不容誅！
省主席張靜江雖不明瞭蔣夢麟挾私以報的陰險用心，但對他危言聳聽的言辭卻頗不以為然。張靜江出身於浙江吳興世家，曾隨清廷駐法公使孫寶琦赴法任使館商務隨員，信仰無政府主義，在法國開辦過公司，出版過雜誌，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動一直給予經濟上的援助。張競生在巴黎留學時，曾在李石曾家裡多次見過他。他與老朋友議論風生無政府無宗教無家庭等學說，所談男女關係的見解，尤其聞所未聞，給張競生留下深刻印象。他說：“世人過分重視性的關係，最為錯誤。蓋社會所以劃分男女關係，如此明顯，乃傳統的習慣使然，而重重罪惡即緣是產生。此種習慣未嘗不可改革，譬如我們的手可行握手禮，口可以接吻禮，則性的關係又何嘗不可用以行禮乎？”這樣超越前進的思想，與譚嗣同所著《仁學》的學說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潛移默化中是曾經給予張競生的性學研究產生過影響的。正是這層淵源，張靜江並不贊成對張競生實行拘捕，但既然蔣夢麟提出來，張靜江也不便公開反對，只好讓此提案先行透過。但會後，他立即把省政府科員林澄明找來，暗中囑咐他明天一早就要到煙霞洞通知張競生趕快離開杭州，回到上海，否則將會有麻煩。
張靜江以為這樣做萬無一失了，因為林澄明就是廣東人，他應該知道輕重，如何行動。沒想到這個林澄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他一大早開車出來，不是上山救人，而是繞著西湖兜風，等他興盡想起正事，回到省政府時，張競生已經被羈押在待質所了。
人若走黴運，喝涼水都塞牙。作為一個執著於探索世界本質與人生意義的思想者，張競生深深懂得，人生，有遇有不遇；命運，有達有不達。然而，這種從天而降的牢獄之災，卻令他措手不及。
現在，他從一個落魄者完全轉變為一個哲學家。雖然哲學是他的本行，但如果可以沒有命運的打擊，他寧願不當所謂痛苦的哲學家。 。 想看書來
五、煙霞洞繫獄（4）
伊壁鳩魯說過，人生不是神聖藝術家的預定設計，它只是機械的宇宙中的一個偶然事件。張競生突然對這種偶然事件懼怕起來，他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