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直率地宣告:“進步要透過婦女來達成。”“全球發展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釋出了一則重要報道來解釋“為何及如何把女孩放在發展的中心”。國際救援組織“各地援助及關懷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Assistance and Relief Everywhere)在反貧窮的努力方面,也把婦女放在中心地位。“耐克基金會”與“諾瓦基金會”皆把焦點放在為發展中國家的女孩增加機會上。高盛投資銀行在2008年發表的研究報告中這麼總結:“性別不平等有礙經濟增長。”該報告強調發展中國家若能讓女性接受教育,該國的經濟表現將會有多大的進步。部分因為這份研究的關係,高盛撥1億美元給“1萬名婦女”計劃,向1萬名婦女提供商業教育。
“9·11”事件後,對於恐怖主義的擔憂,也使得軍事及反恐機構等單位對這些議題深感興趣。國家安全專家表示,滋生恐怖分子的國家,很大一部分是婦女遭到社會邊緣化的國家。美國國防部愈是深入瞭解反恐主義,愈是體會到投下炸彈往往無所幫助,於是轉而對女孩教育這種攸關一般民眾的計劃發生興趣。軍方人士認為,賦予女孩力量,就能削減恐怖分子的勢力。當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國的女孩教育情況時(他們在2008年也討論過這個議題),我們就能瞭解,性別是個完全符合國際事務議程的嚴肅議題。我們在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上也能明顯看到這樣的轉變:過去用來討論分導式多彈頭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政策的木製壁板大廳,現在也用來舉辦孕產婦死亡率討論會。
我們試著擬訂一份世界女性的議程,將焦點放在以下三項:一、性販賣(sex trafficking)及強迫賣淫;二、性別暴力(包括榮譽謀殺3及集體強暴);
三、孕產婦死亡率(可避免,卻依然每分鐘都在奪走一名婦女的性命)。
我們提出的讓女孩接受教育及小額貸款等解決之道,目前也已在進行。的確,世界有許多不公平之處、有許多值得關注及支援的目標,而我們各有所擁護的理想。我們把重點放在這個議題上,是覺得這種迫害及其背後的機會都能跨越界限。我們看到,外人的幫助的確可以帶來重大的轉變。
讓我們再回到拉思的例子。拉思的故事真的帶給我們巨大的震撼,我們想找出馬來西亞的那家妓院,採訪一下那名老大,爭取解救依然困在那裡的女孩,可惜我們無從得知妓院的名稱或地址。(拉思當時不懂英文,甚至連羅馬字母也不認得,因此看不懂招牌。)當我們問她願不願意回到吉隆坡協助我們找到那家妓院時,她頓時嚇得面如死灰。“我不知道,”她說,“我不想再面對那件事情。”但是,最後她心軟了,跟家人商量後,終於同意回去一趟,希望拯救她的女性朋友。
拉思在一名口譯員及一名當地反人口販賣人士的保護下飛回吉隆坡,儘管此次回去情境已完全不同,但當抵達紅燈區時,她看到那些在別人看來是象徵歡樂、對她而言卻勾起痛苦回憶的霓虹燈,還是嚇得全身發顫。
最後我們得知,自從拉思逃跑之後,馬來西亞因為人口販賣而飽受輿論批評,警方已破獲幾家最殘酷的監禁女孩的妓院,其中包括拉思被賣去的那一家。國際的譴責迫使政府採取行動,讓處於權利金字塔底層女孩的生活有了顯著的改善。這樣的結果再次顯示,這是充滿希望的行動,而非渺茫無望的目標。
可能對於西方讀者而言,發生在遙遠世界裡的榮譽謀殺、性奴役和外陰殘割等事情,雖悲慘但不可避免,就像以前許多正派的歐洲人和美國人也普遍認為奴隸制度是人類生活中令人遺憾但不可避免的現象一樣,在他們看來,對女性的迫害僅僅是另一個有幾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