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轉過身，我一把拉住了她。我第一次像對一個朋友那樣的語氣問到：出啥事了？
她愣了，淚珠子像斷了線一樣，闢哩啪啦的掉下來，所有的委屈，壓抑，和內心深處的痛苦，都隨著眼淚傾瀉下來。我毫無防備，她一下趴在我肩頭，哭出聲來。我沒拒絕，輕輕的環住了她，想著也許這樣能多少分擔一些她那莫大的苦楚。
她娓娓道來，我才知道，她老公住院了。
他老公本來做業務員，可是由於本性木訥，不善於交際，所以業績一直不好，只好辭職了，另找了份體力活暫時做著。由於體質不好，又加上吃的不好，每天都很累，那天，去上班，不小心被掉下來的磚頭砸破了頭，住進了醫院。本來以為這算工傷，單位會報銷醫藥費，可是單位不僅不管，還把他開除了。積蓄都花光了，她只好回來收拾收拾，然後去把老公接回來養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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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出了張銀行卡，想給她取點錢，暫時用著，她死活不肯，就一溜煙的跑下了樓。
下午她和她老公就回來了，她老公的頭上包著紗布，有氣無力的樣子，看到我，還是擠出了笑容。看著他那矮矮瘦瘦的樣子，我似乎覺得他看上去沒那麼猥瑣，儘管卑微，卻很精神；儘管怯懦，卻很堅強。我回了他一個微笑，這一次，我笑的很真，很用心。
那一天，一整天，我心情都很好。這是我從來到這座城市後第一次這麼開心，第一次這麼用心的笑，第一次這麼在乎自己是否笑的認真。
那天，我看到了自己臉上掉下來的面具，赤裸裸的擺在我面前，露著森森白牙無力的呻吟，無力的掙扎，無力的哀嚎。
而我，就那麼漫不經心的，拿起打火機，點燃了它。
我小心翼翼的敲開了他們家的門，女的不在家，上班去了，男的顫巍巍的站在門口，望著我傻乎乎的笑著，不知道該怎麼把我讓進門。
我並沒有要進去的意思，就那麼直直的站在門口，像聊天一樣，像跟家人朋友說起話來：你們單位叫什麼名字？憑什麼在你上班期間受傷不按工傷負責醫藥費？他們有什麼理由開除你？按照《勞動法》你有權利。。。。。。我話還沒說完，他就傻傻的笑了，插嘴道：我知道，我也讀過大學，我也懂法，可是沒用的！《勞動法》也許真的能保障你們這些白領的合法權益，可是對於一個民工，是沒有任何保障可言的。拿什麼保障？誰給你保障？你找誰討說法？什麼這個機構，那個機構都去過了，磨破了嘴皮子，根本沒人管！去單位，那些老闆僱傭的打手不把你打殘廢算是幸運的了，再說，去挨頓揍，最後還是自己掏腰包看病，更不划算。算了，我認了，誰讓咱沒啥社會地位呢！
聽著他的嘆氣，聽著他那些話語，我似乎感覺到了自己的幼稚，社會是殘酷的，生活是殘忍的。報紙上那些民工年年討要工錢反被打，幹了活拖欠工資，受了工傷沒人管的新聞一幕幕浮現在我的眼前。我一下子開始清醒，社會就是這樣的，你讓這樣的一個弱者去那裡討說法，你讓這樣的一個社會底層的人，拿什麼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我不再言語，我感到了語言的蒼白無力，我感到了詞彙的貧乏，我也感到了自己那些不太現實的想法的天真。
我有點虛弱的沉沉的嘆息，囈語般的說：外面的社會太無奈，這麼艱難，還是回去吧，與其這樣備受凌辱和煎熬，不如回去過雖然貧困卻有尊嚴的日子。
他還是笑了，笑的有點無奈。他抬起頭，望著遠處，似乎在自言自語：回去？回去怎麼辦？欠的學費無論如何要還的，都不還，國家怎麼辦？國家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伸出了手，我不能忘恩負義，做人要厚道！何況家裡還有弟弟妹妹在讀書，父母也年邁了，身體又不好，不賺錢，怎麼供弟妹？怎麼養爹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