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製組去看。《一個和八個》是鎮北堡拍攝的第一部電影，這部電影后來被電影評論家評為第五代導演的開山作，是所謂新時期電影的經典之一，而張藝謀當時還是個默默無聞的攝影師。自此以後，大導演謝晉接踵而至，拍了根據我小說《靈與肉》改編的電影《牧馬人》，後來又根據我的小說《邢老漢與狗的故事》拍攝了《老人與狗》。《老人與狗》是著名藝術家謝添的絕響，而《牧馬人》的觀眾人次至今還未被突破。張藝謀後來又在這裡拍攝了他的成名作《紅高粱》，還有陳凱歌來拍了《邊走邊唱》，騰文驥來拍了電影《黃河謠》，由於我的介紹，鎮北堡逐漸有了影視城的雛形。這座古堡的廢墟因為被我發現而改變了命運，這是鎮北堡古堡的機遇。
第二個機遇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方講話”。眾所周知，“講話”發表後全中國掀起了經商熱潮，寧夏文聯也和其它黨政機關團體一樣忙著辦“經濟實體”。我認為作家要深入當前市場經濟生活，最好的方式無過於親自操辦一個企業，就趁著這個潮流“下海”，創辦了“寧夏華夏西部影視城公司”，公司的基地在鎮北堡，稱為“鎮北堡西部影城”。所以說，市場經濟的大潮是第二個機遇，改變了我的命運。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我個人的市場經濟思想準備和在青少年時期讀了些書，多少具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在長達22年勞改期間，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是不允許讀書的。但讀書成了我的習慣，儘管環境惡劣，稍有閒暇總要捧本書看。馬克思的《資本論》就一直陪伴我渡過那段艱辛的日子。這部鉅著不僅告訴我當時統治中國的極左路線絕對行不通，鼓勵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開放後讓我能大致預見中國政治經濟的走向。雖然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就因提出“給資本主義平反”險些再一次受到批判，但中國後來的發展證明了我還是有一定前瞻性的（關於我對中國的認識請參考我的文學性政論散文《小說中國》）。創辦和經營鎮北堡西部影城，貫穿了我對市場經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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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下海”（2）
一、有一定的前瞻性就敢於承擔風險。剛開始，作為寧夏文聯的主席，我是拿自己著作的外國譯本的版稅存單向銀行貸款“下海”的，鎮北堡西部影城在產權關係上還算是寧夏文聯的“三產”。可是到1994年初，中央下檔案指示所有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必須和下屬的“三產”脫鉤。這一“脫”，就把“責權利”全壓到我頭上。當時，西部影城正在投入階段，不見絲毫效益，如果我不想承擔風險也還有辦法“解套”，但我還是毅然挑起這副擔子。既然要“深入生活”那就“深入”到底吧。而“脫鉤”以後，由於“責權利”分明，企業經營者的個人利益與企業的經濟效益直接掛鉤，就調動起我辦企業的動力，也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及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鋪平了道路。
二、明確勞資關係。今天來講明確勞資關係似乎多餘，但在上世紀90年代初民間經濟剛起步時確有必要，尤其在經濟較為滯後的西北地區。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最大的毛病就是“產權虛置”，名義上，管理者和工人都是企業的主人，實際上工人對企業毫無支配權，名義上的“主人”自然而然既懶散又無責任心。我首先對我的工人申明：你們是國家的主人但並不是企業的主人，“國家主人”體現在你能透過你選出的代表選出市長、省長直到國家主席，而我這個企業主是你不能選的。進了我的企業，請你在工作時間放棄個人自由，要絕對服從我和我任命的各級管理人員，要絕對服從企業依法制訂出的各種規章制度，如有差錯，就請你離開我的企業另謀出路。這樣，西部影城一開始就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管理系統。
三、把企業打造成“員工的第二家園”。明確了勞資關係，樹立了管理的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