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做法表示了質疑，但作為製片人的蕭逸臣力挺斯皮爾伯格，最終讓斯皮爾伯格的想法得以實現。
1994年七月中旬，斯皮爾伯格帶著攝製組初抵波蘭，就在他們跨進二戰期間克拉科夫集中營準備安營紮寨之時，副導演卡文拿著一封電報急匆匆的找到了他。“這是全美猶太人協會從紐約發來的一封急電！”
斯皮爾伯格自然知道這個協會，事實上他本人也是這個協會的一員，他岔開電文，上面只有一句話：“請勿驚擾亡魂，讓他們安息吧。”斯皮爾伯格讀完這隻有聊聊數語的電文，卻是一言不發。
“斯蒂芬，電文上說了些什麼？”卡爾覺得斯皮爾伯格的神情有些不對勁。
“卡文，讓劇組所有的工作人員撤離克拉科夫集中營，這部影片我們得重新搭置佈景拍攝！”斯皮爾伯格作出了一個很奇怪的決定。
“全部撤離，這是為什麼？”卡文不解的看著斯皮爾伯格，劇組好不容易才徵得了波蘭官方的同意，讓他們進駐克拉科夫集中營，而斯皮爾伯格竟然因為一封電報就讓劇組之前的努力全部報廢，所以他需要一個能夠讓他信服的理由。
斯皮爾伯格將開啟的電文遞給了這位同樣是猶太人的副導演，“我不想驚擾了這裡的猶太亡魂！”
卡文看過電文之後也是一言不發，算是預設了斯皮爾伯格的說法。他當即下令攝製組全體人員撤離克拉科夫集中營，轉移到幾十公里以外駐紮。
與此同時，斯皮爾伯格獨自一人離開了攝製組，乘飛機直接飛往紐約。斯皮爾伯格不派代表，不借助電話、電報、電傳等迅速方便的現代化通訊工具而橫跨大西洋，親赴紐約向“猶協”致歉，他的謙遜和誠意令“猶協”全體成員無不動容。
由於重新搭置佈景需要一筆額外的成本，所以斯皮爾伯格還特意趕到了洛杉磯，向蕭逸臣親自說明了這件事。他知道為了拍攝這部費商業題材影片，蕭逸臣已經承擔了來自環球和派拉蒙兩家公司高層不小的壓力。
但蕭逸臣對此時表現出了十分的理解，他立即給斯皮爾伯格有劃撥了500萬美元的額外拍攝成本，而且他還親自和斯皮爾伯格來到波蘭，進行了實地的考察。但是由於工作的緣故，他不可能一直呆在劇組。臨走的時候他和斯皮爾伯格深入的交換了對本片的意見，作為影片編劇的蕭逸臣知道無論是對於演員還是導演，接下來的拍攝都會異常的艱難，因為這部影片本身所要面對的話題會非常的壓抑和沉重。
蕭逸臣走後，為了方便工作，斯皮爾伯格把家人接到了波蘭，可每天14小時緊張的拍攝工作之後，親人也無法把他從白天的思緒中解脫出來。在影片拍攝過程中，斯皮爾伯格不止一次因無法控制自己的感情而迫使拍攝中途停止。當他用手勢指揮群眾演員，健康的到右邊，有病的到左邊時，他感到自己就像納粹黨徒；當他指揮剃光婦女的頭髮、剝光她們的衣褲，把她們像牲口一樣趕來趕去時，他感覺自己的心都要碎了。幾個星期裡，他不和劇組裡的德籍演員握手，不向那些身著納粹軍服的扮演演員打招呼，他以為自己真的就生活在當年的納粹集中營裡。
斯皮爾伯格的家人將這個訊息告訴遠在美國的蕭逸臣，斯皮爾伯格對這部影片傾情的投入讓蕭逸臣感到了震驚，當初他想要寫這個劇本，完全是因為庫勒拉著他去參觀了一個介紹猶太人在二戰中被屠殺的歷史展覽。即便是在寫劇本的時候，他也只是把自己當作了一個旁觀者。他沒有想到斯皮爾伯格對猶太人的感情會這麼的深沉，他雖然很想安慰這位好朋友，但他發現自己卻找不到任何安慰斯皮爾伯格的理由。也許只有的狀態，才能夠讓斯皮爾伯格創造出一部能夠震撼人心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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