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80年代，在大西洋兩岸奴隸貿易鼎盛的十年裡，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萬名奴隸從非洲橫跨大西洋被運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間，該平均人數下降到5萬多名。換言之，21世紀初期，每年被販賣到妓院的婦女人數，遠高於18或19世紀每年從非洲運送到新開墾地的奴隸人數——當然，當時的總人口數遠低於現在。根據《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觀察：“不管確切資料是多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現代的全球奴隸交易，規模絕對比18和19世紀的大西洋奴隸交易來得龐大。”
在200年前的新開墾地區，施加在奴隸主人身上的實際限制少之又少。1791年，美國北卡羅來納州頒佈法令，規定殺死奴隸等同於“謀殺”。後來佐治亞州規定，殺害或重傷奴隸，在法律上等同於殺害或重傷白人。然而，這些規定基本上是紙上談兵，而不會在當地實施，就像巴基斯坦法律有明文規定，但是依然無法阻止妓院老闆把製造麻煩的女孩殺人滅口。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在處理許多人道議題上雖然有所進步，但是性奴役的問題卻日趨惡化。原因之一是東歐劇變導致羅馬尼亞和其他國家陷入貧困，犯罪幫派猖獗肆虐而填滿權力真空。資本主義不僅為大米和馬鈴薯創造新市場，也為女性肉體帶來商機。
人口販賣問題惡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全球化。此前，人們的活動範圍主要是在家裡。現在，要前往城市或遠方國家不僅容易而且便宜。一名奈及利亞母親或許從來沒有離開過部落地區一步，而現在，她的女兒卻可能身處義大利的妓院。在東歐國家摩爾多瓦的鄉間，可能連續開車經過好幾座村莊，也找不到一名年齡介於16到30歲的女性。
情況惡化的第三個原因是艾滋病。以前，一個女孩被賣到妓院肯定代表命運悲慘，但是通常不代表被判了死刑，而現在，嫖客因害怕被艾滋病感染而偏好少女，認為她們感染的機率較低。在亞洲和非洲竟有此一說：與處女性交，可以治好艾滋病。這樣的傳說，使得妓女市場上對從村莊綁架而來的少女的需求增加。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強調性奴隸而非其他的強迫型勞役。任何曾經在印度妓院與印度磚窯待過的人，都知道在磚窯當奴隸的日子更好過些。磚窯工人通常是跟自家人住在一起，工作也沒有感染艾滋病的風險，因此未來肯定有逃離的希望。
奈納和維瓦克在妓院裡捱餓、被打，他們也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誰。從小到大，奈納都叫阿伊奴為奶奶，叫阿伊奴的兒子維諾德爸爸。有時候他們跟她說維諾德的妻子嬪姬是她母親，有時候又說她的生母已死，嬪姬是繼母。但是當奈納想去上學時，維諾德拒絕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語言來形容他們的關係。
“你得乖乖聽我的話，”他跟奈納說，“因為我是你的主人。”鄰居試著跟這兩個孩子透露實情。“別人總是說他們不可能是我親生父母，因為他們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納回憶道。這對姐弟偶爾會聽到甚至看到米納來到門前呼喊他們的名字。有一次米納看到奈納，告訴她：“我是你媽媽。”
“你不是，”奈納回答，“嬪姬才是我媽媽。”
維瓦克也看見過米納。“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說，“他們說我媽媽已經死了，但是鄰居說她才是我媽媽。我總是看到她回來。”
奈納和維瓦克沒上過一天學，也沒看過醫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門。他們被支使做家務，比如掃地和洗衣服。他們身上的衣服破破爛爛，妓院也不給鞋子穿，以免他們更容易逃走。奈納快12歲時，有一天，他們要她在一個老男人面前走兩圈，這讓她相當不自在。“我向‘媽媽’打聽那個男人，”奈納回憶道，“結果她把我毒打一頓，叫我回去睡覺，不準吃晚飯。”
兩三天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