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更多像是自衛（彼得格勒有工人四十萬人，左傾的衛戍部隊也有數萬人，三千人不具備*的實力）。但他身後的臨時內閣，代表的是資產階級和地主利益。當托洛茨基主張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土地分配給農民，提高工人待遇時，這些人的利益被觸犯了。於是內閣一再催促克倫斯基調集大軍。於是克倫斯基開始徵集汽車準備運兵進城。這才是真正準備動手了。得知訊息的托洛茨基，從他自稱的“艦長的艦樓”——他在斯摩爾尼宮的小房間，下令革命之輪啟航。於是起義爆發。起義首日的“暴力”程度，和後來的殘酷內戰比，根本無法相提並論（內戰時期，不算死於斑疹傷寒的三百萬人；有一千萬人死亡。）布林什維克的猶太上層：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斯維爾德洛夫，更多具有的是猶太知識分子的教授氣質，而非波羅地海水兵們的雅各賓式革命粗暴（加米涅夫聽說水兵們將反動軍官綁上石柱沉入大海，不禁大搖其頭）。同樣是猶太人的起義總指揮托洛茨基，下令阿芙樂爾號巡洋艦打空包彈（即小說中安娜提到的：“我們那時打的是空包彈”）。雖說炮聲隆隆，炮火映紅了涅瓦河，爆炸卻不具殺傷力。可見，“暴力”與其說天然植根於革命之中，不如說植根於人類基因之中。只是當具有毀滅基因的斯大林式冷酷，浮上革命的面容時，革命才具有了“暴力”的烙印。
如果缺乏教養和理智，現代人也不過是穿著西裝的山頂洞人，能夠將任何真理都向前推進半步（列寧語：真理向前推進半步就是謬誤）。自從哥德爾推出 “人類理性的非完備性” 定律後，人們自稱掌握真理時，就必需要謹慎了！自從哲學家們用嚴密的邏輯，卻推理出“悖論”和“佯繆”之後，人類思維的邏輯合理性變得搖搖欲墜；因此懷特海想用“數學原理”取代邏輯，羅素將數學分解到“原子層面”，推出“數理邏輯”。而海德格爾乾脆用“心理觀察”；維特根斯坦用有爭議的“詞語分析”；來取代邏輯。既然人類自恃嚴密的邏輯都不可靠，那麼很多大而統之的詞語性東西——引起金融海嘯的“經濟理論”也罷，引發十月革命的“列寧主義”也好；很可能都不是能夠“永續”的“絕對真理”了（比如：“無產階級”這一詞語，就屬於人類模糊的生活用語）。
但是，若從當時當地來看，“列寧主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就像宇宙中並不存在“無窮大”，卻不妨礙“無窮大”在微積分中有其合理性一樣。“列寧主義”絕非現在某些人所謂是“暴力哲學”，是“布朗基主義”（見二零零七年二月《炎黃春秋》上《*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列寧在革命前夜寫下的《遠方的來信》《*主義與起義》《布林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等等文獻，絕非像某些人所說的是“暴力革命的鼻祖”。我們不妨與他在《四月提綱》中關於武力推翻沙皇的態度進行對比。那時的列寧是出離憤怒的，是對沙皇下令槍殺一千多*工人，徹底撕下“小父親”的偽善面紗的滿腔憤怒。而在《布林什維克必須奪取政權》中，更多的是意識形態的考量，是他認定的在資產階級革命基礎上，“必須繼續革命”之理論的闡述。因為遭流放（實際是很輕鬆的“流放”，不僅有不菲的補助金可以僱女傭，列寧每天還能打獵。有一次打的兔子裝滿了一船），列寧對革命形勢的千變萬化，反而沒有托洛茨基清楚，其主張也絕不比托洛茨基更“暴力”。
總之，無論從當時革命領袖們的個人素質，還是從當時的現實形勢（反動的衛戍司令部已經被臨時成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架空）來看，十月革命算是較“溫和”的：起義首日流血不多（其它城市後來流血多一些：莫斯科犧牲了五百人）——只是在冬宮一百一十七級的大理石臺階上，發生了短促的白刃戰。克倫斯基優柔寡斷，但在最後時刻卻“毅然”決定留守冬宮，他自認為是責任所在，卻不知沒有軍隊的刺刀，冬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