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眼光有點令人鎮懾。是啊，換成我，怎麼決定？
我並沒有楞很久。馬上，病人心律不整又發作了。
“電擊器，軟膏，調整電壓三百伏特。所有人員離開病床。”
我把電擊板貼在病人胸前。我注意到有幾處面板已經電得焦黑。病人本能地用雙手過來抗拒我的電擊板。
“她還是清醒的！”正要電擊時，這樣的念頭閃過我的心頭。我覺得自己雙手發軟，實在按不下按鈕。
“我們先給她一點鎮定劑讓她睡著。”
“不行，”我一說婦產科醫師就反對了，“鎮定劑會透過胎盤到小孩子身上，小孩子情況已經很差，不能再冒險打藥了。”
我相信病人一定聽見我們說什麼了。雖然她的情況很差，可是還很清醒。她緊抓我電擊板的手，漸漸地鬆開。
“病人不要打鎮定劑。”我幾乎叫了出來。
坦露著胸膛，為了孩子，她像個坦然準備就刑的人。一點都不怕。
我們把胃出血的病人推往開刀房。沿途，他一直嚷個不停。
“我不要開刀！”病人叫著。
“不開刀，只是去作個檢查。”
“我不要開刀。”
“告訴你多少次，只是檢查。”
一路上，我們就這樣很荒謬地重複著同樣的對白。直到開刀房近了。
“這樣我死了不會瞑目的。”
女兒們似乎嚇了一跳。“爸爸，你幹嘛說這樣的話。”
“我還沒有看到阿賜。”
“爸爸，阿賜已經在飛機上，一會兒就過來了。”
“我有話要問他。”
“可是，爸爸，只是檢查而已。”
“我不要開刀。”然後又荒謬的對白又開始斷續重複。
我摸了摸病人的脈搏，愈來愈微弱。
“他不要開刀，該怎麼辦？”一個女兒問。
“唉，”另一個嘆了一口氣，“他要阿賜給他一句話。他不要這樣不明不白進去開刀。”
“叫阿賜來跟我說……”
我拿著空白的手術同意書，“怎麼辦？”
開刀房外勤護士親切地走出來準備交接病人。
“等一下。”女兒們表示。
“等什麼？”護士小姐不明白地問。
“他在等一句話。”
“現在怎麼辦？”護士小姐看著我。
“哎，”我走來走去，“打電話到血庫，多叫一些血來。”
“他的心肺功能可以說很差。現在全靠呼吸器維持。”我持著電話筒，和董事長的律師溝通著。
現在他們幾個孩子圍著董事長。遠遠地，聽不清楚他們在討論什麼。從他們嚴肅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這幾個孩子正為了董事會的事，辛苦地勸說這個可憐的老爸爸。
“但是你說他的意識還很清楚，這不是很奇怪嗎？”隔著電話，律師問我。
“我想知道我現在說的話，有沒有法律責任？”我問。
“我只是想了解情況。真正要負法律責任的話，還要簽署一大堆檔案。所以你不用擔心。”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狀況，如果董事長明天不出席這個董事會的話，會有什麼後果？”我問。
“就算他明天出席，也不一定能挽救整個局面，更不用說不出席了。他的孩子，沒有人遺傳到他的魄力，四個兄弟姊妹自己不團結。對方又非置他們於死地不可。局勢很 不利。”
“所以非得請這個老爸出來最後一戰不可？”我喃喃自語。
“醫師，”律師又回到主題，“他的意識清楚，是真的？他能說話嗎？”
“他因為做了氣管切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