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人擺張臭臉。”
“是誰照的？”
“我。”
“照得好極了，”我說的是真話；“別當什麼牧師了，你應該當專業攝影師才對。”
“我有段時間就是……呃，半專業的。我以前常在聖馬克教堂拍婚禮照，特別是幫那些手頭拮据的新人拍。”她拉開壁爐旁的書桌抽屜，拿出一本厚厚鼓起的相簿。“我想你或許會有興趣。這裡應該可以找到安妮的大部分鄰居。”
她把相簿遞給我，我翻閱著聖馬克教堂的婚禮、洗禮、葬禮和節日宴會的照片。70年代的那些照片讓我發笑，服裝樣式實在太落伍了——男人穿著喇叭褲西裝、有褶邊的襯衫，戴著刻有姓名的粗大手環；女人頂個蓬蓬頭，穿著腰線在胸口的洋裝和露腳跟的鞋子。甚至有一張我在安妮葬禮上的照片，24歲，不自在到了極點，全新的及地黑大衣不甚合身，讓我看起來像是撿拾別人衣服的孤兒。我認出的面孔很少，因為這些人並非全都跟我同一個時期，但有些人我還記得。
“你為什麼拍了這麼多？”我問溫蒂。“不可能所有的照片都拿得到錢吧。”
“我想以後的人看了應該會覺得很有意思，”她說；“我原先是想把照片貼在教區的登記簿上，這樣如果有人來查家族資訊時，除了文字記錄外還可看到影象。”她笑了。“那不是個很好的主意。要把照片跟文字一一對在一起要花很多時間，很快我就窮於應付了。後來我只是為了好玩才繼續拍。”
她做很多事情都是為了好玩，我想著，逐漸對她有好感。我甚至開始想，也許我也可以為我正在做的事情找同樣的藉口。如果我說我查問安妮之死是因為無聊，有人會接受嗎？我伸手指著一張全家福照。“查爾斯一家，”我說；“他們住在我們隔壁的三號。”
溫蒂過來和我並肩坐在沙發上。“保羅和茱莉亞，還有兩個小孩，名字我記不得了。彼得替其中一個小孩施洗，整個儀式上她都大哭個不停。這些是當時拍的。”
“是珍妮佛。”我告訴她。“她以前總是整夜啼哭。有次我們實在受不了，薩姆決定到隔壁抗議。不料精疲力竭的茱莉亞應門時就哭出來了，薩姆不忍心那麼做。後來我們就開始戴起耳塞。珍妮佛現在差不多24歲，在多倫多當律師。他們全家人是1980年移民到加拿大的。”
“老天！你真的是訊息靈通。”
“這男人很眼熟。”我說著指向另一張照片。
“德瑞克·史雷特，”她告訴我；“他是個禽獸……喝醉了就打老婆和小孩。那可憐的女人總是躲到我們家來，因為她很怕他。”她翻過一頁，指著抱個學步小娃娃的深色頭髮女人。“就是她……莫琳·史雷特。她跟他生了四個孩子——兩男兩女——每個都曾遭到毆打。德瑞克經常被捕……通常是因為酒後滋事……不過我想也有一兩件偷竊罪。”她一隻手指按在小娃娃的臉上。“德瑞克一定坐了一段時間的牢，因為這個小傢伙比另外三個要小很多歲。就我所知，莫琳仍然住在葛蘭姆路，但天知道德瑞克上哪去了。他們家在1979或1980年大鬧了一場，他的大兒子終於鼓起勇氣拿起球棒喝令他離開。”
“那是艾倫吧？”
“是的。你認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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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之形6（2）
“我教過他一年英文……高高壯壯的孩子，手掌像晚餐盤那麼大。他們住在那排連棟房屋的尾端，就在安妮隔壁。32號。你有沒有艾倫的照片？”
“我想是有……不過不是在教堂裡拍的。我記得，他惟一一次去聖馬克，是要去看有沒有東西可偷。”她發出責備的嘖嘖聲。“他是個要命的賊，有一次我收容莫琳，他就在我眼皮底下把我母親留給我的胸針給偷走了。為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