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種部隊，這些全是“閃擊”理論的絕好實踐。
攝影部新聞中心成立三年來已積累了國內的突發事件快速反應經驗，大火、撞車、地震、劫機等突發事件我都能第一個趕到現場。1988年9月8日，《中國青年報》以《紅色在行動》為題用一大版介紹了我和我的閃擊行動。海灣危機發生後，根據北大國際政治系四年、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後八年的國際問題訓練，我堅信戰爭非打不可。在我建議下，攝影部決定推遲已有四年中東採訪經驗的張郇回國，並向中東增派攝影記者，我有幸成為進入“風眼”巴格達的頭號人選。在我“海灣必定有一場大戰”的蠱惑下，攝影部認為“海灣戰爭非打不可，為此應在開羅、巴格達和利雅得三個方向各有一枚棋子”。為了將這三枚棋子連成一張網，攝影部趁機從技術局接管了圖片傳真室，我的徒兒傳真員袁滿成了提綱挈領式的人物。
三年來的攜手奮戰，同志情感是打贏這一仗的基礎。我想起《孫武·謀攻》中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
當時還有一件頗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到巴格達調停，薩達姆·侯賽因竟很給他面子，答應釋放曼蘇爾飯店的人質。新華社攝影部又吹起了一陣和平之風，新聞中心圖片編輯劉東山與我打賭，說：“唐老鴨，除非你能與希思合張影，否則我就不信海灣能打起來。”我當即以一頓大餐為賭注慨然允諾。半個月後，我懷揣1987年在人民大會堂為希思拍的一張照片，透過《新觀察》攝影部主任李曉斌進了釣魚臺，與希思雙雙合影。當然，戰爭也終於打了起來。現在，劉東山東山再起平步青雲，不過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沒兌現。
大約我的“閃擊”由理論到實踐與傳統新聞採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戰後中東總分社竟拒絕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煙蒸霞蔚：小廟養不了大神。偏偏攝影部老闆堅決不退讓，結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東報到。兩年後，組建有20多人參加的“國際熱點快速反應報道組”，我被摒於20人之外。這次勇於替我請命的是攝影部林老闆，不久他被調往亞太總分社任副總編。其繼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說話，王自我進攝影部傳真組伊始，就是我的頂頭上司。他為人木訥公正，北外畢業澳大利亞留學，不諳官場之道。一年後被調至《人民畫報》社任總編兼社長。我始終沒能參加1987年新華社老社長讓我嘗試“閃擊”的閃擊隊。而這支龐大的閃擊隊閃了幾次也沒擊中要害；遠不如CCTV們在類似行動中的動靜大。這是因為世界變化太快。我將自食惡果歸於德國閃擊戰創始人、坦克總監卡爾·海因茨·馮·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經驗：“過早地開花，到結實的時候就是苦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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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飛往巴格達（1）
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蘇沃洛夫
出發的前兩天，我終於有空穿著亞運會發的大紅運動衣風風火火跑到北大25樓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繪我的軍事思想。她低眉順眼聽我白唬了半天，才說：“你怎麼總在做夢？”的確，我一直如俄國元帥蘇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國際機場。
沒有比此時飛往巴格達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媽媽幹嗎抱著我大哭。也許戰爭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僅失去生命和肢體，女人則失去靈魂和心。對於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我深知，除非你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都準備獻出我們的生命，但只有少數人中選。對這些少數被選中獻出生命的人，也無須給予殊榮，因為他們是幸運兒。為祖國獻身的人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人，也是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