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鉅商。
在浙西蘇南一帶，潘家的名號響亮的很，不僅是因為福瑞隆的分號聯號遍地開花，更主要是因為以潘家為龍頭的浙商在深刻的影響人們的生活。
和徽商不同的是，浙商的側重點不是商業，他們大多已不再注重低買高賣的商業模式，而是大肆開展工業源頭。
當時的商業模式主要有商、傭、典、工四種，商就是低買高賣的傳統生意模式，以賺取貨品的價差為主，傭則是中介的意思抽取佣金。典，從表面上是看是典當行業，其實已經轉變成存銀放貸的金融模式，完全就是後來票號錢莊的前身。至於這個工，就是開辦工廠作坊，僱傭人工，生產之後直接銷售。
在大明王朝，尤其是在萬曆以後的這幾十年裡，在兩浙兩江一帶，興辦產業僱傭專職工人的生產方式極為普遍。
無論是規模還是技術，這種模式和後世的大工業化生產還有天壤之別，但是已經具備工業化的幾個基本要素。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已經是純粹的資本產業了。
在資本產業興起的初期，需要大量的投資和積累，短時間內很難和傳統的低買高賣商業比肩，但是經過幾十年的時間之後，這種沉厚積澱的優勢就會顯現出來。
到了這個年頭，浙商已經積累巨大的資本（資本不同於普通商業的財富），擁有固定的產業工人，完全具備資本產業的基本特徵。
很多人把明末資本主義的萌芽看成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其實這種必然之中也隱藏了許多偶然，而洪武皇帝朱元璋整治沈萬三就是這許多偶然之中的一個。
當年朱元璋幾番打擊浙商巨頭沈萬三，知道把沈萬三從肉體上滅亡之後，和沈家有牽連的諸多產業銷聲匿跡，再不敢浮出水面。
後來沈家後人改為潘姓，依舊不敢在傳統商業上和同行們競爭，不得不轉向這種投資巨大回報緩慢的資本運作模式。
經過兩百年的深厚積累之後，終於成就了今天的局面。這究竟是偶然引起的必然，還是必然中隱含的偶然？恐怕沒有人能夠說的清楚。
朱元璋和沈萬三若是看到今日的局面，不知會作何感想？
資本產業的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和官府以及各種勢力之間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關聯。
兩百多年前的沈萬三吃了大虧，而他的後世子孫自然不會再重蹈覆轍。
浙商貌似保守，其實精明的很，採取比較隱晦的方式影響大環境，他們已經懂得使大環境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無論是浙東的魯王朱以海還是潞王朱常淓，都和浙商勢力有千絲萬縷的聯絡。
這位浙商領袖人物雖然是以私人身份接觸李四，但他還有一層潞王特使的身份沒有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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