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戈登先生仔細盯著格雷厄姆的照片——“這個人的眼睛很顯著，但是戴上眼鏡就不惹眼了。你們覺得呢？對他來說，眼鏡是很好的偽裝。這個人也很可能，但是他有八字鬍——我不記得我看到的那人有沒有。如果有的話，也不很長。這個也有可能，還有這個或者這個。不，我也分辨不出來。”
“沒事，戈登先生，你做得很好，非常感謝。”
“我可以走了嗎？我還有公事需要處理。”
巡官放他走，然後轉向溫西。
“不是斯特羅恩，不是高恩，”他說，“高恩也是個很高大的人。”
“似乎根本不是兇手，”溫西回答，“另一條紅鯡魚，巡官。”
“這個地方已經被紅鯡魚搞得烏煙瘴氣了，”麥克弗森巡官嘟囔道，“對我來說神奇的是，那輛腳踏車居然自己跑到了尤斯頓，而且與這個案件沒有關聯。這不合理。格文那個男人是從哪裡來的？而且他穿著灰色外套，戴著眼鏡。但是——半小時騎十二英里——我很懷疑到底能不能做到？如果我們中的一個人像運動員那樣受過訓練——”
“找個人試試，”溫西建議，“或許能給這些可怕的情況帶來一線光明。我必須走了，還有兩個畫家在等著我。‘發出屠殺的號令，讓戰爭的猛犬四處蹂躪。’〔4〕真奇怪，今天怎麼張口就是素體詩啊。可見我今天的腦袋有多麼空白。”
返回的時候，他發現沃特斯為格雷厄姆提供了畫板、調色盤、畫刀和刷子；兩個人正在激烈地爭論兩種不同畫架各自的優點。
溫西將坎貝爾的畫支在桌子上，放在他們面前。
“就是這個東西，是嗎？”格雷厄姆說，“哈！非常有性格。極端有性格，你不認為嗎，沃特斯？”
“正是這個世界對坎貝爾的期待。”沃特斯點評道，“技巧退化，卻用特殊風格來掩飾，他們都拙劣地強調自己的風格。事實上，每個人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即使是柯羅〔5〕也一樣。我有一次去柯羅的畫展，看了一百多幅柯羅風格的作品，說實話，我接著就產生了懷疑。他‘是’個大師嗎？”
格雷厄姆拿起畫布，放到燈光下。他皺起眉頭，沉思著用大拇指摩挲它的表面。
“很有趣，”他說，“這個處理風格完全不……有多少人看過它，溫西？”
“目前為止，只有我和警察。自然，還有檢察官。”
“哈！——很好！你知道，我會說——如果我不知道它本來是——”
“什麼？”
“我幾乎要認定這是我畫的。這裡有一些模仿的痕跡。而且這是一種——只看河裡的這些石頭，沃特斯，還有橋下的陰影。比坎貝爾平常的風格顯得更加冰冷，深藍色用得更重。”他伸長胳膊舉起畫，“看起來好像他正在做實驗。不管怎樣，不夠自由。你不這麼認為嗎？”
沃特斯走過來，越過他的肩膀看去。
“哦，我不知道，格雷厄姆。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這裡和那裡都有一點磕磕絆絆的痕跡。不，不完全是這樣。有一點遲疑。也許應該這樣說——虛假。我就不滿他這一點。效果很好，但你仔細看，又經不起推敲。一幅地地道道的坎貝爾式作品。可憐的坎貝爾，如果你喜歡，也可以說它充滿了坎貝爾風格。”
“我知道，”格雷厄姆說，“這讓我想起一個好女人是怎麼評價《哈姆雷特》的——裡面都是引語。”
“G。 K。 切斯特頓說，”溫西插話進來，“非常具有確定風格的人，寫作的時候經常像是在進行對他自己作品的拙劣模仿。例如，他提到斯溫伯恩〔6〕的那句‘從美德的倦怠百合到罪惡的狂喜玫瑰’。我想畫家也是一個道理。當然我不懂這方面的事。”
格雷厄姆看了看他，張開嘴準備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