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收到報告後會將藝伎C從工場叫出來，於是藝伎C終於可以放下蠶繭，提起她的三味線，暫時“逃課”了。如果茶屋的宴會在工場關門之前就結束了，那麼藝伎還得回到工場繼續工作。女紅場開辦的初衷是讓藝伎們脫離花街從事手工勞動，可是最後造成的效果似乎與此相反，藝伎們並沒有因為勤懇工作而感到滿足，但她們的藝伎生活卻看起來更加有趣了。訓練“實用藝伎”的試驗持續了七年，在1881年，京都的地方長官宣佈藝伎可以自願參加女紅場的“課程”，於是先鬥町的所有“課程”除了音樂和舞蹈之外，全都被藝伎們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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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管理
不過，政府對藝伎場所進行的調整並未就此終止。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娛樂場所的各種門類，從剛剛產生的時候開始就受到來自外界的控制。實際上，這些娛樂場所的特色往往就是因為它們身為特殊場所才形成的。儘管受到當權者的束縛，自發意識、自由思想和享樂主義仍然在這些地區產生，這在封建社會的其他地方都是不可能見到的。也許正是因為這些區域被嚴格控制，它們與社會其他地區的隔離反而使區域內成為了一個安全地帶（不管是在地理環境上還是社會環境上），並且得以上演這麼夢幻、輕佻、奢華的表演。
封建改革在控制公眾道德導向方面，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週期性地清理肆意享樂的源流。幕府將軍從來沒有想過，娛樂場所的基本觀念是可以改變的——而且是向政府意圖靠攏。
這就是以前的封建政府改革與明治政府新法令的基本不同點。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日本早期現代化程序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組建了高效率的現代政府機構。這個機構善於系統有序地整合社會資源；他們從不依賴運氣、慣例或者某個特權階層的指示來解決問題；他們認為最合理的思維方式是首先確立目標，而實現目標最高效的手段則是系統地付諸實踐。這個機構合理整合社會資源的程序在整個社會全面鋪開，藝伎社會自然也不能例外，其中一個表現就是藝伎工資的標準化。
固定藝伎工資的政策於1886年在先鬥町推行。在此之前，藝伎的工資是由茶屋和顧客主觀決定的。不同的藝伎會根據她們的受歡迎程度而獲得不同的報酬，客人也往往會視錢包的鼓脹程度付給小費。藝伎花街不像明碼標價的商店，召喚藝伎侍宴的費用往往波動很大。統一藝伎工資改變了這一切：茶屋對待所有的顧客都要執行統一價格，所有的藝伎（無論美醜、經驗或受歡迎程度）在工作時長一致的情況下工資全都一樣。這一工資體系在今天仍然很盛行。
這種改變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事實上，這一政策醞釀著截然不同的花街氣氛。可以說，這是將藝伎花街納入高效管理的第一步。同樣是在1886年，另外一個旨在加強監察和提高稅收的系列規章也頒佈了。這些規章主要針對在先鬥町這類地方營業的五個行業：藝伎館、妓院、幫妓院介紹客人的中介、宴會廳、分配藝伎工作的茶屋。其中後兩個行業被要求詳細記錄客人的姓名、年齡、住址以及花費，而且每天的記錄都要在第二天上午九點交到政府部門。任何一個逗留時間超過二十四小時的客人，都會受到政府官員的傳喚。
明治政府是在模仿維多利亞政府，以剷除社會道德腐敗為首要任務嗎？事實似乎並非如此。當時的日記、回憶錄以及流行小說都證明，政府官員在享樂方面和工作方面一樣盡心盡興，對藝伎和妓女體系也不存在偏見。在當時的社會思潮下，遭到譴責的行為是揮霍金錢、遊手好閒、推卸責任。因而當一個人進入娛樂場所的時候，他就被要求適度節制。由於所有的人都被看作社會整體的一部分，所以某個人超出限度的話（新規章的頒佈使得這種行為很容易暴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這種行為的發生），政府就會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