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捏得我手生痛，我把手抽了回來。”
“‘有白蘭地壯膽兒，我們開始坐下來唱歌，我也跟著唱了。我反問我自己，今天為什麼能做出這樣的事。也許我想麻醉自己。我也確實讓自己麻醉了，事情離我越來越遙遠。可是到了夜裡，白天的事又湧上了心頭……’”
“他又過來抓我的手。但是我早已把手抽開，並坐在上面他夠不著了。我不想去碰一雙死人的手。他尋求我的同情，可是他有權利得到同情嗎？他這樣的一個人值得任何人同情嗎？他有沒有想過，要是他那麼自憐的話，他能贏得人們的同情嗎？……我站起來就要走——我是他一生最後碰到的一個猶太人。但是他伸出他那蒼白無血色的手一把抓住了我。”
“‘相信我，要是痛苦和折磨能換回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死去的人的生命，我願意忍受更多的痛苦和折磨。每天都有許多和我一樣年輕的德國人在戰場上戰死。他們在與一支武裝了的敵人戰鬥，並且不得抽身，而我……我卻留在這裡，帶著我的罪惡留在這裡。在我生命的最後時刻，你和我在一起。我一點也不知道你是誰，我只知道你是個猶太人。這就足夠了。’”
“‘我知道我請求你的寬恕是一個過奢的願望，但是如果沒有你的回答，我不可能安心地死去。’”
“我站了起來，朝他看了看，他正雙手合十。在他雙手之間，我似乎看到了一株向日葵。最後我下定了決心，一言未發，離開了房間。”
第十二章 寬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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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午飯之後，餘喬在寢室午休，心上卻仍被威森塔爾的“憂傷故事”所纏繞。西蒙·威森塔爾說：“親愛的讀者，你剛剛讀完了我生命中這段令人憂傷的悲劇故事，你是否可以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從我這個角度問一問你自己這樣一個嚴酷的問題：我要遇到這樣的事情，我會怎麼做呢？”
寬恕還是不寬恕？這個問題一直在糾結餘喬。下午三點就要去風雨廣場參與討論這個話題了，他要以怎樣的立場發言呢？
他把問題的難度減了些。他先設想自己是W革年代中被青年狂熱分子P害得家破人亡的倖存者——據後來某些人的回憶，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某個地方的一群中學生把自己的老師“揪出來”，“從腰上解開牛皮武裝帶”，用以對老師“劈頭蓋臉地抽上去”，“打得半死後”，然後又將老師扔進“學校蓮花噴泉池裡”。
餘喬設想自己是這位老師的後人，當初親眼看到自己的親人帶著遍體鱗傷，在“汙泥中掙扎著”，又看到“全校紅衛兵與師生‘裡三層外三層’地圍觀著，一群十多歲的孩子圍著池邊狂喜地笑著，一邊叫嚷著‘造反有理’‘痛打落水狗’，一邊扔著石塊”，看到親人“死在圍觀的人群心滿意足的目光下，死在一片歡樂的狂呼聲中”，假如他是這樣的身份，他會不會寬恕那些如今已經在茫茫人海中過上“正常生活”的人呢？
他的答案是：如果那些狂熱分子後來公開懺悔了，並用實際行動來補償當年受害者的後人，那麼寬恕他們不會太難。但是如果這些狂熱分子不僅不懺悔，反倒矢口否認或掩蓋自己當初的罪行，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得到寬恕，而要得到永遠的譴責！
他聯想到喬教授和徐懷樂寫文章批判過的當代文化散文大師張文含。他的立場是，平心而論，張文含在*年代所寫的那些隨大流的評判性文章，並沒有造成什麼不可彌補的現實後果。如果張文含為自己當年的言論表示懺悔的話，他不僅應該得到寬恕，還應該得到尊重。但是，張對自己當初言論的實際態度卻很令人失望。他認為自己也是時代的犧牲品，那些揪住他的小錯誤不放的人是別有用心的跟他過不去。
餘喬認為，如果那真是一個小錯誤的話，一個連“小錯誤”都不敢面對，不敢為之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