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設計、土地等問題都已經由森建設株式會社解決了，而且國內的人工和建材相對於國外同型別的摩天大廈，成本還是相對低廉的。楊星之所以接手後還敢追加預算，提升了大廈高度原始設計，這是一個理由。
另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是，他記得後年開工的臺北101大廈總高508米，一躍超過金融中心原先設計的第一高樓。憑什麼阿扁當總統能為世界第一高樓剪綵，而這幢大廈原來的時空裡，一建成就淪落到世界第二？楊星不想自己的中國區總部大樓才修好就被超越，重新設計後就是要壓住臺北101大樓一頭！而且他心底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如果這次金融風暴能賺過他的預想，他也想任性一把，兌現在首次抵達香港啟德機場時的豪言，在香港的總部一定要超過未來那幢世界第一的迪拜塔！
楊星雖然是重生者，但他不是上帝，不是全知全能。他最大的優勢是知道未來很多大事的發展趨勢，但對於微觀事物執行變化的瞭解並不比同時代的經濟研究人員高明多少。他的記憶也不可能記住每件事情發生時間和緣由，大多隻是他透過腦子裡一些模糊地片段，推斷出大致原因和發生的時間段，但無法精確。
象這次香港股市暴跌和了解到的日本金融業嚴重的壞賬問題，之前他都沒有印象。反而是透過星斗研究院的調查報告和接觸國安、保密局等情報內參以及“窺客”組織提供的外部情報，綜合後才釐清這些大事背後的成因和做出合理的推斷與決策。現在他準備越來越多的倚重這些方面的情報作為自己決策的依據，而逐漸減少自己的主觀判斷，等到一日自己的記憶失去“未卜先知”的能力時，也不會驚慌失措的讓自己的商業帝國垮臺了。
在日本時，隨行的星斗研究院的不少研究員都曾向他建議，鑑於韓國和日本很多大財團因為泡沫經濟破滅和自身經營結構的欠缺，不少企業都陷入了困境，又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侵襲，預計下半年隨著金融風暴向北擴充套件到韓日，會有不少企業面臨倒閉的命運。如果此時調集一筆資金對它們進行併購，將是中星國際由一家香港的地區企業成長為亞洲大財團的千載難逢的時機。
二戰後，日本率先在國內推出了支援大財團的金融經濟政策，韓國政府也緊隨其後開始扶植國內財閥。在以國家資金支援和國家出面擔保貸款的情況下，韓日兩國舊式的大家族企業紛紛復活，三井、三菱、富士、三星、現代、LG、大宇等韓日特有的大財團崛起為可以左右世界經濟的頂級財團，其特有的亞洲似的家族經營方式，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眾多亞洲國家學習的物件。
財團經濟的核心最早是由日本政府提出和強調“團隊精神”，仿效二戰時“護送船團”方式，船團的中心是大型金融機構，以它為中心各企業抱團而生，像護航那樣不讓財團內主要企業掉隊。在這樣的思路下，日本大型金融機構不倒閉幾乎是每個日本人腦子中的固有印象，日本六大財團的業務面甚至擴充套件到了日本人生活的每個方面，楊星曾經打交道的日立公司就是六大財團中富士財團的一員。
但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對這種財團模式帶來極大衝擊。到97年日本經濟連續6年無法復甦，政府束手無策，執政的自民黨政府在壓力下采取美國推行的新自由市場主義理論，決定讓市場力量來改變現狀，修改國內諸多限制外資的法律，停止政府事事幹預、動輒以“行政指導”調控經濟的官僚資本主義方式，讓市場去淘汰那些缺乏競爭力的企業。
這種改革思路首先衝擊的就是日本傳統的財團模式，大型金融機構倒閉的陰雲籠罩在日本排名前十位的大銀行頭上。97年11月17號，日本北海道地區最大的銀行拓殖銀行宣佈破產，這是自二戰以來日本最大的銀行倒閉事件。北海道拓殖銀行是由於蒙受了大約78億美元的鉅額壞帳虧損而倒閉，金融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