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得越來越豐富了。我軍的許多將帥都已成為運用運動戰、殲滅戰的能手，在全國戰場上演出了許多威武雄壯的活劇。以西北戰場為例，彭德懷指揮下的部隊，最初也不過三萬人左右，而胡宗南的進攻部隊卻是三十多萬人。但我軍一個殲滅戰連線一個殲滅戰，不到兩年時間，狂妄一時的胡宗南便屁滾尿流地逃出陝北。全國其他戰場也莫不如此。當時按毛澤東的標準，擊潰戰是不算數的，只以殲滅敵人多少個旅來填寫賬單。我軍就是這樣以一百二十萬人的兵力，一口一口地吃掉數百萬美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最後取得了徹底勝利。毛澤東就其軍事成就說，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即在世界範圍內也堪稱最偉大的軍事家之一。他獨創的充滿智慧的戰略戰術，將永遠是我們寶貴的財富。
大智篇（8）
三、遵義會議上的政治智慧
遵義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具有偉大意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它不僅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而且開闢了通向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同時，就黨內鬥爭來說，它也是一個最光輝的範例。試想，會議之前，兩條路線的對立是何等尖銳，爭論是何等激烈，而且錯誤的意見在領導集團中居於統治地位，可是僅僅經過幾天時間，這個黨內最尖銳的矛盾就解決了。尤其是，遵義會議從頭到尾，都採取了共產黨人最正常的鬥爭方式，即思想鬥爭的方式，透過擺事實講道理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然後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作出正確的決議。我在長篇小說《地球的紅飄帶》中，對遵義會議給以著力的描寫，也正是因為它是這樣一個難得的範例。今天雖然情況變了，黨已經成為執政黨了，但是在黨內鬥爭上仍應繼承遵義會議的優良傳統。把“四人幫”抓起來，只是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方式，這一措施是完全正確的，是符合全黨和全國人民利益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就解決黨內的經常矛盾來說，還是要從我們的優良傳統中汲取教益。
然而，遵義會議為什麼能夠開得這樣成功呢？我看原因有三：一個是湘江之戰，我軍損兵過半，八萬紅軍只剩下三萬多人，從上到下都有一種改換領導的情緒。正像周恩來同志在1972年6月10日講到遵義會議時說的：“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再一個是毛澤東善於做說服工作，在長征途中他說服了王稼祥和張聞天等人，並取得了他們的支援。另一個是採取了正確的鬥爭策略，即只解決軍事路線問題，暫不解決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我以為在第三個問題上，充分顯示了毛澤東的政治智慧，這是遵義會議能夠順利成功的重要一環。相反，如果將黨內問題全面展開，很可能使遵義會議歸於失敗。
在談到這一點時，周恩來曾這樣說：“毛主席的辦法是採取逐步地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當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
張聞天在談到遵義會議時曾說：“遵義會議前後，我從毛澤東同志那裡第一次領受了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這對我有很大的益處。”又說，“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作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