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閉這一境況，又使它明確化並且超越它；作品甚至解釋境況並使之得以成立。
文學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個處於不斷革命中的社會的主體性。在這樣一個社會里文學將超越語言和行動的二律背反。當然，在任何情況下，文學都不會被視為一種行動：說作者以讀者為行動物件是不對的，作家只是對讀者的自由發出召喚。但在一個不斷重新把握自己、評判自己並且不斷變化的集體裡，書面作品可以是行動的一個主要條件。
薩特認為當代作家應該在他們的作品中兼為人的自由和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人們常說這兩者是不能調和的，作家們要做的正是鍥而不捨地證明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他們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一種整體自由的權利，它把形式自由與物質自由實際綜合在一起，理應讓這個自由顯示在小說、評論和劇本中。應該在文學裡表明立場：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同時反對所有把社會主義看成絕對目的的學說和運動。它是達到目的之前的最後手段，而目的則是使人享有其自由。因此他們的作品應以否定性與建設性的雙重面貌呈現於世人之前。
除了文學理論，這一時期薩特在文學創作方面也屢有大的收穫。小說方面，《自由之路》第三卷《心靈之死》1949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第三卷原先的名字叫《最後的機會》，但薩特在寫作的過程中發現，這第三卷還不是最後的機會，這個多卷本小說還不能結束。《最後的機會》應該放到第四卷，於是把書名改為《心靈之死》。
這一卷薩特把他的主人公放到1940年打仗和被俘的境況下，這是薩特本人切身體驗過的。這裡人的自由和不自由都達到了臨界狀況。薩特在1945年出版第一、二卷時預言在第三卷中“真正自由的條件才會得到闡述”。死亡的威脅、戰爭的破壞，有些東西是永遠無法復原的，而有些全新的東西卻又開始滋生。薩特意猶未盡，要留待《最後的機會》透過他的人物把以自由的名義介入充分揭示出來。
但這個第四卷沒有完成。薩特一直想完成它，並且已經寫了200多頁，最後終於放棄了。戰後複雜的社會政治生活，使他很難繼續以前的種種構思來結束這部小說，而把小說中的人物跳過十年拉到現在來發生糾葛，他又覺得沒有什麼意思，因此處於兩難之中。他面臨的這個困境也許一個歷史學家有可能克服，而他作為一個小說家卻難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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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四卷的手稿看，《自由之路》的人物都有了歸宿，或正如薩特自己所說，最後都實現了他們的自由。瑪志厄逃出集中營後投身抵抗運動，甘心受一個集體的約束，最後被捕，在嚴刑拷打下死去，成了一位英雄。他並非本來就是英雄，他成為英雄是因為他想讓自己成為英雄。而布呂內在瑪志厄的幫助下，越獄成功，到了巴黎。其後的處境有些類似《骯髒的手》雨果出獄後的情況：他受到懷疑和誹謗，孤獨使他發現了自己的主體性，在他的介入行為深處，他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其他主要人物最後幾乎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死去。薩特沒有讓他們留下來捲入戰後的生活。
與小說創作相比，這一時期薩特在另一個文學領域顯得更有成就和富於探索性，這就是傳記作品。早在1944年他就寫了《波德萊爾》一書，採用最初選擇這一概念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對這個詩人作了描述和分析，他認為，一個人對其自身所作的自由選擇與人們所說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