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於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為幸事。”這也明確地闡明愛情是可比較的，愛情是可變遷的。
因此，張競生的愛情四定則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關於愛情的大討論，具有不容忽視的拓荒之功。這是對封建意識與傳統禮教的一次正面衝擊，是對婦女解放與戀愛自由的一次全面啟蒙，是對男女平權與兩性關係的全新詮釋。儘管這次論戰並未幫助人們找到什麼是戀愛自由、什麼是真正愛情的終極答案，更未能在人們的頭腦中確立起一種正確的愛情婚姻觀念，但論戰本身所體現的探索真理的勇氣，卻昭示著一個時代的巨大進步。
當然，這次招致滿城風雨的愛情定則大討論，也是付出代價的。
最直接的傷害就是譚熙鴻夫婦，特別是譚熙鴻，身為北大教授，職司為人師表，對於傳統道德與普羅大眾，應該肩負起示範和教化作用。因此，一些不明真相者或封建衛道士，藉助媒體，對譚熙鴻的行為大加撻伐，使譚熙鴻備受所謂“緋聞”的壓力，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他在社會上的名譽和北大里的威信。但譚熙鴻身正不怕影斜，他忍辱負重，默默工作，繼續擔任北大評議會評議員，認真履行教授治校的職責。更難能可貴的是，他篳路藍縷，負責籌建北大生物系，親自謀劃組建隊伍、設定課程、採集標本、招收學生，並擔任第一任的系主任，書寫了中國現代生物學最初的燦爛篇章。此後大半生，雖然緋聞或謠言總是如影子一樣跟隨著他，但他淡然處之，事業為重，先後擔任浙江大學農學院院長、國民政府農林署署長、全國蠶絲協導委員會主任等職。解放後，擔任農業部顧問和中國科學院特約研究員，把畢生的心血奉獻給中國現代生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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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辯姻緣（1）
“愛情定則的討論”是副刊高手孫伏園在《晨報副刊》上組織策劃的一次精彩亮相。“五四”時期，由於北洋政府鉗制新聞自由，報紙的新聞版面無法客觀公正地報道事實，副刊常常比正刊更激進、敢言，因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一些名牌副刊便應運而生。全國出現了北京《晨報》的《晨報副刊》、北京《京報》的《京報副刊》、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和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副刊等“四大副刊”。在這批崛起的副刊中，最早革新的就是《晨報副刊》。1919 年2 月，李大釗主持改組了第七版，也就是副刊版，在該版增加了“自由論壇”和“譯叢”兩個專欄，親自擔任編輯，並確定了介紹“新修養、新知識、新思想”的編輯方針。1920 年起，《晨報副刊》由孫伏園擔任主編。孫伏園繼承了李大釗的編輯思想，以相容幷包的態度來辦《晨報副刊》，他向作者約稿，總是不達目的絕不罷休。魯迅的著名小說《阿Q 正傳》就是被孫伏園“逼出來”，以“巴人”的筆名，從1921 年12 月4 日至1922 年2 月12 日每星期或每兩星期刊登一次，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的。這部小說轟動了整個知識界，也使《晨報副刊》名聲大噪。在孫伏園的精心組織下，“愛情定則的討論”風生水起，舉世矚目。孫伏園設想用大眾論壇一類方式，把這一個問題完全公開，文責由作者自負，認大家討論個暢快。不料卻招來了許多責難：有的用買賣的立場，意謂“我們出錢買報，不願意買這些謬論來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場，意謂“這種謬論絕對不應享有公開發表的權利”；讀者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