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叫王林德的農村文化人見證了那一段讓人難以忘懷的歷史。他說：“那年，我已12歲，那時的情景，依稀還能記得一些，青壯年都忙於搬運傢俱，從閬苑到姜坑有15公里左右的路程，有三分之二都是崎嶇不平的山道，大人們一天要搬兩個來回，像我這樣讀小學五六年級的小孩，也輟學加入了搬家行列。每天挑著十幾公斤板凳之類的傢俱來回行軍搬遷走一趟，兩個小肩腫得像塗了紅的饅頭。母親流著淚說：乖囝，罪過了，歇會吧！最可憐的還是那些六七十歲的老人，他們一步三回頭，五步一駐足，那眼眶中溢位的老淚在無聲地向人們傾訴著離別家園的無奈。有少數老人甚至任憑幹部怎樣勸說，也捨不得離開家。初夏時節，洪水頻發，一夜之間，水就漫進了房屋，老人們逃到了樓上、屋背上，親人們只好用木排把他們救下來，轉移到安置地。即將成熟的小麥、蠶豆，來不及收割的油菜成片成片淹沒了，我們移民沒有太多的怨言，沒有太多的罵娘，新中國剛成立，就建成了新安江水庫這樣的大型水電站，不容易啊！”
新安江水庫移民在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國家行動，如果不處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新安江水庫移民也絕不會出現“大行軍”。如果不再遭到三年自然災害，新安江水庫移民也絕不會經歷那麼多的辛酸。
這是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給新安江水庫移民帶來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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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份令人心酸的調查報告（1）
……在那些日子裡，我曾悄悄避在山上，看到那些衣衫襤褸，妻啼子嚎的移民的痛狀，心中有說不出的難受。
——新安江水庫工程設計組組長潘家錚
1961年5月22日，浙江省民政廳譚石冰副廳長淳安調研時，聽說發生了一個生產隊餓死兩個人卻無人知曉的事。這位經歷二萬五千里長徵的老革命急了。
第二天一早，他就帶著民政廳的兩位幹部往餓死兩人的這個生產隊趕去。他們翻過一個山頭又一個山頭；一行三人天黑後才來到半山腰中死者所在的生產隊。經過深入的家訪調研，才弄清死者是修新安江水庫後靠在這個生產隊的兩位移民，死的原因一是貧病交加，二是精神負擔重。另外，老社員對移民住在他家裡不滿，兩人思想上有嚴重隔閡。兩位移民久病不治，一直到奄奄一息也無人過問，還是別的老社員因公來找這兩位移民時才發現他們已經死了。
這件事給省民政廳領導以巨大的震動。譚石冰當時雖然不分管移民工作，但他覺得這不是偶發事件，而是移民政策落實了沒有，移民的生活究竟怎麼樣的大問題。第二天返回的路上，他聽到看到的都是新安江水庫移民的辛酸事。他動情了，他要用最快的速度向省委領導寫出報告，以求得省委領導的支援，迅速解決新安江水庫移民的生存問題。
1961年5月30日，譚石冰把親自起草的《後塘大隊移民問題調查報告》送到了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和省委書記處書記霍士廉手裡，譚石冰這位敢於向領導諫言的老紅軍在離開霍士廉書記辦公室時丟下了一句話：“新安江水電站提前發了電，但積累起的問題是太多了，請霍書記關心、重視。”
譚石冰走後，霍士廉就詳細看了譚石冰送的這份真切的報告，並做了批註和批示。作者從浙江省檔案館調出了近半個世紀前；一位對革命極端負責任的老紅軍撰寫的這份反映新安江水庫移民生活的報告：
我們專程訪問了1959年由淳安港口安置在壽昌縣新安江公社更樓管理區後塘大隊的部分移民，5月24日上午，我們挨家登門拜訪了幾戶。每到一家，左右鄰居都來和我們談三論四，議論他們眼前最關心的事情。他們集中反映：遷來時，農傢俱帶的少得可憐，房屋、山林都未評議折價，移到壽昌後，自留地、百斤糧地又遠，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