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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人說：就在那一天，胡指導員為了堅定她的無產階級立場，加強她階級鬥爭的決心，乘虛而入，佔有了她。
下面的戲，可就熱鬧了。
胡指導員發現了階級鬥爭新動向，而且矛頭是直指黨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統帥的，問題的嚴重性，非比一般。於是他把附近幾個知青點的知青們召集在一起，開了個大會，集中火力，點名批判我。
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農村大隊支書姦汙婦女”這樣簡單的問題了。為了“防止反動言論擴散”，會上只宣佈我曾經跟小菁說過十分惡毒的攻擊共產黨、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統帥的言論，既不許揭發者重提這些話，也不許我坦白我的原話是怎麼說的，只許知青們就這個問題進行批判，只許我認罪，檢查自己為什麼對毛主席不忠，對林副統帥不忠。
那年月，凡是“惡毒攻擊”的言論，都屬於現行反革命性質，基本上一律判死刑，很少例外。因為如果不判死刑，審判員即便不是與罪犯同流合汙，至少也是同情罪犯，思想右傾。因此審判員只要接到這樣的案子，審訊屬實，就只能重判而不敢輕判。什麼叫“惡毒攻擊”呢？這是那時候司法界新發明出來的一種“罪行”，說明白點兒，就是談論黨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問題。例如：有個老頭兒看電影院門口畫的廣告宣傳畫上的林彪像，說了一句“這個人倒掛眉毛三角眼，一副奸詐之相，可是要謀朝篡位的呀”，好，“惡毒攻擊林副統帥”，罪在不赦，槍斃！又有人說：“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過，她到了延安先勾搭康生，後勾搭毛主席。”好，“惡毒攻擊偉大旗手，”判處死刑！再例如有人說：“毛澤東娶江青，已經是第四個老婆了，當時第三個老婆賀子珍還沒離婚；而他娶賀子珍的時候，第二個老婆楊開慧還關在長沙監獄裡。”好哇，“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那年月，為了一兩句“閒話”而丟了小命兒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說的話，份量比以上這些人說的話更重。只要我一承認，這樣的“惡毒攻擊”大案，送到哪兒我也是必死無疑。我想起“兩人觀井，死無對證”和“沒有口供，難以定罪”這兩句古話來。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說我從來沒說過對黨對毛主席不忠的話，所有這一切，都是小菁無中生有，瞎栽給我的。我又當場發動對小菁的攻心戰：“小菁啊，我與你無冤無仇，以前跟你好，也沒有強迫你，如今你成了革命幹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沒有必要這樣陷害我，非置我於死地不可呀！你說我有十分惡毒的言論，我究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又是怎麼跟你說的，你不妨當眾說出來，讓大家評一評嘛！”
小菁被我問得張口結舌，既不能解釋，又不許複述，急得在會上哇哇地大哭起來。
胡指導員制止了我的發言，要大家先幫我分析階級根源。於是一批理論家們振振有詞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資產階級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動家庭中，對共產黨一向不滿，對毛主席一貫不忠，這是階級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等等。
他們這樣批判我，胡指導員還說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把責任都推到了家庭，忽視了自己的主觀認識。他號召大家對我“幫助幫助”，讓我“端正一下態度”，然後才能把思想搞通。怎麼個幫助法呢：簡單得很，一根繩子把我兩手綁到了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