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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爺爺理直氣壯地說“沒有”，“革命派們”當然要說他不虛心，不實事求是，結果依舊是繼續批鬥。
總之，那時候是隻講一面理，凡是被批判的人，是不許講理的。這一點，連封建幫會都不會這樣幹。
我爺爺一輩子光明磊落，仕途通達，沒有受到過任何侮辱，如今當眾被乳臭未乾的小輩唾面自乾，無法忍受，當天夜裡一根繩子就上了吊。第二天我們發現的時候，早已經斷氣了。
在他的桌上，用整張白紙寫了“士可殺不可辱”六個腦袋大的字，這是他的絕筆。
此外，寫給我爸爸、媽媽的遺囑是：“忍辱負重，度過難關”八個字。寫給我的遺囑最長，是“認真學習，做一個無愧於自己良心的人”。
我爺爺革命一輩子，就這樣無聲無息地走了。他是上海市第一批自殺的人。幸虧他有先見之明，走得早，不然，等待著他的酷刑和折磨，還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爺爺生平最佩服兩個人：一個是孫中山，一個是毛澤東。他在上大學的時候，一本《三民主義》讀得滾瓜爛熟。他當北伐軍團黨代表，靠的就是這一本《三民主義》。新中國建立以後，他讀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著作，又對毛澤東崇拜得不得了。四卷《毛澤東選集》讀了又讀，圈圈點點，眉批腳註，書上幾乎沒有空白的地方了。這還不算，還寫了厚厚的十幾本讀書筆記，總字數絕對超過了雷鋒的筆記。他按照毛澤東的每一句教導實事求是辦事，認真到從糧店買回面來，都要過秤，多一兩要送回去，少一兩必須去補，糧店的人都叫他“老認真”。沒有想到的是，最終他還是死在自己最尊敬、最崇拜的人所發動的運動中。
我爸爸、媽媽當然也逃不掉。好在他們都是“名牌貨”，並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的矛頭，並不針對他們而來，經過象徵性的批判、抄家，只要老實、聽話，沒發現“現行”，無非接受監督，低頭認罪而已。他們先後被轟出辦公室，在單位裡掃院子，掃廁所。比起被打倒了的廠長、院長們，日子似乎還好過一些。
至於我，在那個形而上學猖獗、是非好壞只憑出身就能決定的年代，儘管我是新中國出生的孩子，但是我有這樣的父母、爺爺、外公、外婆、舅舅，我的生死簿上，早就註定我的終身前途了。我在學校裡被同學稱為“黑五類子弟”。什麼叫“黑五類”呢，指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這五類人。凡是這五類人的子女，只許接受“正面教育”，不許參加當時學生中最叱吒風雲、可以隨便鞭打老師、可以隨意抄別人家的“紅衛兵”組織。這五類人中，我家就佔了三類，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說心裡話，我倒真得感謝我的這個出身成分，不然，我不當紅衛兵固然不行，當了紅衛兵不去造反更不行。要我違心地去鞭打老師，去抄無辜者的家，我還真做不到呢！
但是封建幫主們是絕不會放過我和我們一家的。1968年，我16歲，徹底拆散我們一家的日子終於到了：爸爸、媽媽接到通知，要分別到各自系統的“五·七幹校”去勞動鍛鍊，改造世界觀；我也接到學校的通知：要到西雙版納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句話，上海把我們掃地出門了。
對你們來說，當然不懂得發生在中國大陸的這些名堂。簡單地說，“五·七幹校”就是變相的勞改隊，主要是收容被打倒的領導幹部和五類分子，當然也有“革命派”，不過那是起監督作用的；插隊落戶呢，是因為當時的學校並不上課，學生一屆屆招進，畢業了也什麼知識、什麼本事都沒有，什麼也不會幹，經過“大革命洗禮”的小將們，人人鍛鍊成天不怕地不怕的闖王，誰也奈何他們不得，又沒地方可去，總在城市裡鬧事，連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