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室裡，凌晨泡著香茗，茶香嫋嫋。他悠然地躺在竹製摺疊的“懶佬椅”上，漫不經心地翻看著南方日報。突然，一篇報道緊緊抓住了他的目光，內容是關於大批偷渡逃港分子的討論：是否應對他們實施勞動教育？對於那些屢教不改、多次偷渡的人，是否要加重勞動教育的力度？
這報道像一把鑰匙，瞬間開啟了凌晨記憶的閘門，前世那一幕幕悽慘而又震撼的畫面在他腦海中如幻燈片般放映。他彷彿看到一批又一批內地居民，為了心中那一絲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毅然踏上偷渡去香港的危險之旅。深圳灣的紅樹林海灘，本應是一片寧靜美麗的自然風光，卻成了無數偷渡者的噩夢之地。那洶湧的海浪如同無情的巨獸，一次次將偷渡的小船拍碎，那些脆弱的身影被捲入大海，瞬間被黑暗的波濤吞噬，連求救聲都被海浪聲無情地淹沒。海灘上，時不時會有偷渡者的遺體被衝上岸，他們衣衫襤褸，面容憔悴，有的還緊緊抓著殘破的木板，眼中殘留著對生的渴望和對未竟之夢的遺憾。這片海灘，見證了太多生命的消逝，那是時代之痛刻下的深深傷痕。
凌晨深知，逃港現象是一個時代的痛點，背後隱藏著巨大的社會問題和機遇。從歷史角度剖析，這一現象是多種因素相互交織的結果。
經濟因素首當其衝。新中國成立初期，內地經濟發展水平處於較低水平，尤其是20世紀50 - 80年代，內地民眾的生活堪稱艱難，平均月工資僅20元左右，大多數人在貧困線上掙扎。而彼時的香港，宛如一顆璀璨的東方明珠，在經濟發展的快車道上疾馳，迅速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均Gdp高達2500美元，與內地形成了天壤之別。這種巨大的經濟反差，就像一塊強大的磁石，對內地民眾產生了難以抵抗的吸引力。
社會環境和文化因素的影響同樣深刻。香港擁有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那是一種與內地截然不同的氛圍。香港的多彩文化，尤其是影視作品中展現出的時尚、富裕的生活方式，像是一扇通往夢幻世界的窗戶，與內地相對單調、拮据的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內地民眾透過這扇窗，看到了另一種可能，心中對那種生活的嚮往如野草般瘋長。
此外，當時香港的政策漏洞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逃港現象。在特定時期，只要成功抵達香港，就能獲得身份證，這一訊息如同在黑暗中燃起的一絲希望之光，儘管微弱且危險，但仍讓許多人不惜鋌而走險，抱著僥倖心理踏上這條生死未卜的偷渡之路。
面對日益嚴重的逃港問題，內地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加強邊境管控，增加巡邏人員和巡邏頻次，在偷渡高發地段設定更多的檢查點，試圖從源頭上遏制偷渡行為。同時，對於抓獲或者被遣返的偷渡者，會將他們集中關押起來進行勞動改造。這些勞動改造專案旨在讓偷渡者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錯誤，透過勞動讓他們明白合法獲取生活改善途徑的重要性。在勞動改造過程中，組織他們參與一些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生產等工作，培養他們自食其力的意識。同時，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教育活動，向民眾普及偷渡的危險性以及非法性，透過張貼標語、廣播宣傳等多種形式，讓民眾明白這種行為不僅對自身生命安全構成威脅，還會對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害。在經濟上，政府積極探索適合內地發展的道路，加大對沿海地區的扶持力度，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吸引投資，努力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從根本上消除民眾偷渡的念頭。
20世紀80年代，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蒸蒸日上，有“東方之珠”的美譽，其人均Gdp是當時內地的700倍。那時，只要抵達香港就能獲得戶口，開啟新生活，於是，越來越多人想盡辦法赴港。1950 - 1980年短短30年間，約56.6萬人踏上這艱險的逃港之路。1980年，一群內地逃港者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