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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感嘆澳大利亞的好運氣。同樣的政變，也許只有英國能得出要加強自治，而不是加強控制的結論。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國家能在這方面達到英國的政治智慧呢？
1823年，英國頒佈《新南威爾士法案》，賦予澳大利亞制定法律的權力，併成立了相應的立法機構。“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亞發展的轉折點。從這時起，澳大利亞不再僅僅是一個海外監獄，而成為和英帝國其他部分一樣的高度自治的殖民地。
也許正是因為英國政府對澳大利亞的開明政策，澳大利亞與母國的關係一直十分融洽，甚至有些依賴。當其他白人殖民地紛紛謀求獨立時，澳大利亞並沒有什麼舉動。甚至要由英國政府來推動澳大利亞的自治。
隨著澳大利亞的自治越來越健全，他們不再是當初那個軍事化管理的嚴酷之地，逐漸有了整套的來自英國的適應工業革命的法律制度。而當法律制度確立以後，經濟發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許多人把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起點定在19世紀初開始的大規模養殖綿羊。看起來的確如此。當時的英國工業對羊毛的需求很大。有人嘗試著把綿羊引進到澳大利亞養殖，取得了巨大成功。這吸引了許多企業家的注意。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澳大利亞投資，經營畜牧養殖業。這樣，前來澳大利亞的就不僅僅是普通平民了，一些大資本家也選擇移民到這裡。這大大促進了澳大利亞的發展。
但是，不要因此認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是羊或是草地。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法律和制度。世界上好的牧場很多。僅僅有好草和好羊並不足以建立發達的產業。看不到法律制度的作用，只看到經濟快速發展，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在背後發揮了極好的作用。可惜，人們往往就因此認為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自然條件。
隨著畜牧業發展，澳大利亞社會的各方面都逐漸發展起來。1820年代以後，悉尼已經完全是發達大城市的面貌。在澳大利亞，人們已經完全可以享受到和英國本土同樣的生活水準——也許更好。
繁榮的澳大利亞並不是某個人、某個組織，或英國政府刻意設計出來的產物。當初甚至沒有人能預見到澳大利亞會發展成為一個發達社會。從流放地到富裕國家，看上去非常神奇，甚至不可思議，但並不轟轟烈烈。倒是那些想要轟轟烈烈、一舉趕上的做法，往往南轅北轍、一敗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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