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的關於性衛生的書的閱讀，二十歲在清華學校讀書時逐一借閱了靄理士七大本（原為六本，後又增加一本）的《性心理學研究》，赴美留學時又主修生物學。因此，在性學研究上，他與張競生有著明顯的區別：首先是性倫理觀不同，潘光旦持既滿足性慾又節制性慾的態度，張競生卻主張打破一切性禁忌，充分享受性帶來的快樂；其次是學術訓練不同，潘光旦講究言必有據的嚴格的科學訓練，張競生則追求靈光一閃的哲學把握。留美歸來的潘光旦以淵源有自、訓練有素自命，當他剛剛就任《學燈》副刊編輯時，忽然發現坊間正在悄然流行著一種新雜誌——《新文化》，該刊主編張競生大談性教育和優生學，“口氣極大，像有無上的權威似的”，“以提倡優種學自居，並大言不慚優種之‘方法’”。潘光旦正想找米下鍋，沒想到張競生卻撞到槍口上，於是當即寫下了《〈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一文，發表在5 月5 日《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上，6 月14 日、24 日又分別撰寫發表了《性教育者的資格問題》、《變態心理與社會治安》等，對張競生進行全面的清算。在《〈新文化〉與假科學——駁張競生》一文中，潘光旦先丟擲張競生的觀點作為靶子：“故講優種者，不能不從結胎時入手，而結胎的關鍵，又不能不從女子的第三種水入手。”然後從“色情亢進無可居奇”、“色情亢進與受精之關係”、“色情亢進與排卵之關係”、“復非卵之統計與其原因”、“對於優生學之誤解”等五個方面層次推進，駁斥張競生“似科學非科學，似藝術非藝術，似哲學非哲學”的性育文字的荒謬。在《性教育者的資格問題》一文，潘光旦把《新文化》與《性》雜誌、《性慾》週報、《性》三日刊、《性報》這些街頭小報等量齊觀，嚴肅地指出：“不正確的性的刊物，雖不能直接目為淫穢，但是它引人入歧途的力量，和淫書差不多，前者在感情方面誘惑讀者，後者在事理方面欺罔讀者。”並以“精神生活的健全”、“教育的訓練”、“社會道德的動機”為標準，對張競生作為性教育者的資格提出質疑。
四、“三大文妖”與性學論戰（8）
潘光旦有科學家的縝密，又有少年人的才情，在他的攻勢之下，張競生似乎難有招架之功，他只是在《新文化》1927 年第四期發表了《又出了一個怪頭》，指責潘光旦“動不動以假科學加我罪名之上，可見他們罵人者有一致的組織了”。草草地作了回擊，在邏輯力量上確是比潘光旦稍遜一籌。在《變態心理與社會治安》一文中，潘光旦更以春秋筆法及科學主義譏諷張競生：“近則有以專家自命者，著書立說，以欺罔一般社會。……據理駁斥之者，自不止一人，則彼又指為罵人者有團體，有組織，專與彼為難；又或疑一人而擬數名，作數稿，投登數種刊物，以示其勢力之雄厚。”潘光旦還引證外國學者的理論，暗指張競生患有誇大狂與偏執狂。
潘光旦對張競生帶有明顯的偏見和嫌惡之情，時過境遷，潘光旦還不忘捎帶著對張競生的批判。1933 年9 月2 日，潘光旦在《華年》第二卷第35 期發表了《“性學博士”被控》，指出對張競生這類“專家”有需要“專家研究與診察的地方，法律的制裁是不中用的，至多隻好算做第一步”。1941 年12 月，潘光旦在《〈性心理學〉譯序》中，含沙射影地指斥張競生跡近庸醫。張競生的性學理論容或有錯誤甚至荒謬之處，但指其欺世盜名卻是言過其實的，這樣的批評也是有失公允的。
事實上，張競生對待性學研究的態度，與周建人、潘光旦一樣，是嚴肅認真而又懷抱某種強烈的使命。其根本的區別，在於不同的思維方式與知識範型。正像潘光旦所概括的那樣，張競生的性學理論“似科學而非科學，似藝術而非藝術，似哲學而非哲學”，這種非驢非馬，由真到美的知識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