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是對傳統的顛覆，也是對現代的瓦解，是一種後現代主義的東西。而周建人、潘光旦的文章，只要是涉及性科學或者節育方面的問題，都會一一註明出處，顯示了中規中矩的科學素養。另外，在思維方式上，潘光旦強調中和位育、發皆中節的中庸之道與圓融境界，張競生卻極力倡導“極端”，他認為“唯有從極端的情感，極端的智慧，極端的志願，三項上去講求，才能得到我人心境上的美麗與成績的巨大”。張競生的極端思維，與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是背道而馳、水火不相容的。這或許才是張競生不見容於學界、不見容於社會的深層原因。他的編寫《性史》，出版《新文化》，開辦美的書店，在傳統勢力，甚至在周建人、潘光旦等人看來，不僅是極端的，而且是異端的，就像驚雷一樣，霹靂一聲之後就歸於沉寂，曇花一現之後就走向失敗。
在《新文化》時期，張競生還與夏尊、潘漢年、章錫琛、梁實秋等人展開了論戰，寫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主要的有《調笑〈一般〉之所謂主幹也者》、《是也上海流氓的一種》、《勉新女性編者章錫琛君》、《時事新報——研究系尾巴》，內容涉及語言文字、黨派恩怨，但更多的是張競生對攻擊他的所謂性部呼吸與道士思想的辯解與反駁。
耐人尋味的是，從未與魯迅發生任何衝突的張競生，卻因為魯迅的一篇文章和一條註釋，而使張競生蒙受了不白之冤，“遺臭”長達半個多世紀，其負面影響比任何其他一位當年與張競生正面交鋒過的人都要強烈得多和深遠得多。1930 年2 月1 日，魯迅在剛剛出版的《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發表了《書籍與財色》一文，該文針對當時書籍促銷採取打折和贈送裸體畫片的做法，進行了辛辣的嘲諷，並以張競生為反面教材作進一步的剖析。他在文中寫道：“但最露骨的是張競生博士所開的‘美的書店’，曾經對面呆站著兩個年輕臉白的女店員，給買主可以問她‘《第三種水》出了沒有？’等類，一舉兩得，有玉有書。可惜‘美的書店’竟遭禁止。張博士也改弦易轍，去譯《盧騷懺悔錄》，此道遂有中衰之嘆了。”在該文末尾張競生的詞條下，有一段這樣的註釋：“［張競生］1926 年起在上海編輯《新文化》月刊，1927 年開設美的書店（不久即被封閉），宣傳色情文化。”
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他洞幽燭微，常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但在對張競生的批評上，魯迅仍停留在以女子的色相作為書籍的促銷手段，僱用女店員是迎合窺淫者的某種陰暗心理這樣淺表的層次，沒有超越世俗的偏見與庸俗。以魯迅的深刻與卓越，竟然得出這麼漫畫化的張競生，這是十分遺憾的。事實上，張競生僱用女店員，固然有商業上的考慮，但更重要的，還是體現了張競生推動婦女解放，促進婦女就業的一貫思想。婦女就業問題，是婦女解放的中心問題，他要身體力行，在自己創辦的美的書店中率先招募女店員，以此來打破社會的偏見，為婦女的真正解放創造條件，多做一些實在的工作，而不只是空喊口號而已。英國女作家伍爾夫在其精神自傳中指出，女性的解放是以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和“五百英鎊”為基礎的。沒有充分的就業，沒有經濟的獨立，婦女的解放只能是永遠的空中樓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張競生在現代中國第一次僱用女店員，第一次為女性提供就業，其先見之明與拓荒之功，是不可低估的。可惜魯迅見不及此，只是以“商業文化”來定義和挖苦張競生，後來者更以“色情文化”來窄化和醜化張競生，並且奉為經典，視為不刊之論。直到2001 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修訂出版《魯迅全集》，張競生詞條的註釋裡“宣傳色情文化”才被修正為“［張競生］是我國提倡性教育和節制生育的先驅之一。”
長期被遮蔽的真相恢復了本來的面目，但歷史卻投射了太長太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