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助嚮明玉的弟弟而身陷囹圄。
出獄後的田浩祿偶然認識了記者鄭菲菲，在她和朋友們的幫助下重振旗鼓，成為當地最大的民營企業主。而鄭菲菲原來竟然是馬必貴的女兒，因為童年目睹過父親的罪行而造成心理陰影，希望透過幫助田浩祿來為父親贖罪。但田浩祿卻依然深愛著覃怡紅，將她和她癱瘓的丈夫、有病的女兒楚辛都接進城裡，安排得井然有序。在經過楚辛的求愛、綁架等一些插曲之後，田浩祿的事業在經歷新的機遇，他憑藉發展少數民族醫藥的政策，成功併購了縣製藥廠，未來固然未知，但是前景充滿樂觀。
我們看到，時代的印記是如何地投射在田浩祿的身上。幾經波折，“非農戶口”總是如同一個無法抹掉的暗傷銘刻在他的生命之中。因為這個戶口，使他放棄了覃怡紅純真的初戀，毀掉了幸福的婚姻，夭折了可能的愛情。直到最後，田浩祿的命運才出現逆轉，在經過種種挫折乃至牢獄之災後，終於在新的社會風潮中成為卓有成就的民營企業家。
日光底下無新事，田浩祿的故事其實在古今中外都並不少見，遠的很容易讓人想到司湯達《紅與黑》裡的於連或者大仲馬《基督山伯爵》中的埃德蒙，近一點的是路遙《平凡的世界》裡的孫少平、劉慶邦《紅煤》中的宋長玉，甚至是畢飛宇《平原》裡的端方。只不過是時代和社會背景不同，說的都是一個共同的母題：出身底層的有志青年，不甘於淪落潦倒的命運，想方設法往上走，追逐更為成功和精彩的人生，他們當然要付出比出身優越的同齡人更為艱苦辛酸的努力，或許成功或許失敗，然而總不會平庸。一代一代，他們的故事給那些卑微的少年帶來同情和鼓勵。
因為有珠玉在前，《紅玉菲》的人物與情節，就會讓人覺得在似曾相識中並沒有太多突破。這種洋溢著樂觀主義氛圍的寫實之作在當下的文學書寫中似乎顯得有些過時。但是，如果將其放入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寫作的背景中，尤其是在從上世紀70年代到當下的中國30年發展歷程之中，卻可以發現其有意味的地方，那就是當現實主義題材與風格已經日益走上深入和反思的時候，緣何《紅玉菲》依然還在書寫改革開放的帕累託效應？
今年正是各種媒體在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紅玉菲》的故事主體也正是這30年。如果從整個少數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相對落後於東部和一般經濟發達地區的實情來總體考慮，就不會對《紅玉菲》在主題上的“滯後”感到驚訝，那就是現實——對於現代化的嚮往、對於繁榮經濟、振興邊區的渴求。田浩祿在由最初的一心想當一個有戶口的城裡人，到最後真正成了城裡人之後卻放棄了夢寐以求的非農戶口，這個細節的刻畫可以說是一個亮點，時代社會變遷的脈搏就潛藏在其中。某種意義上說，田浩祿30年掙扎的創業史就是清江邊土家兒女在當代的奮鬥史，也是整個少數民族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命運的一個縮影。
作者羊角巖是土家族人，因而在小說中自然而然地帶入了哭嫁、跳撒葉兒嗬等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和婚喪嫁娶風俗，甚至在整體結構上都帶有神話原型的特點。土家族祖先被認為是巴人，巴人首領廩君曾經和鹽陽女神有一段甜蜜的愛戀，但是廩君肩負著帶領部族開拓的使命，所以不得不狠心射死了鹽陽，以免得兒女情長、英雄氣短。紅、玉、菲3個女人無一例外都像鹽陽女神一樣傾心奉獻，而田浩祿則就是那個一心開拓進取甚至有些時候不免有些不擇手段的廩君。這個蕩氣迴腸又不免悽慘哀怨的故事，在羊角巖有意無意地改寫之中，由悲切變得平樸，悲劇性的因素轉化成了個人在時代洪流中不可避免的命運。
這些在風情展示和原型書寫上的特色都是值得稱道的，然而筆者覺得羊角巖的敘事能力需要一個大的突破，才能證明他從一個詩人轉向寫作小說的能力。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