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沒劇本的，叫幕表制，到上場前，把大致劇情寫好，貼在後臺，都是很簡單的，比如誰上場，什麼規定情境，公園呀還是家裡。然後是所謂的劇情：什麼一男一女呀，數年不見，訴說衷腸，或萍水相逢，一見鍾情，最後或相擁接吻，或再約佳期，諸如此類，然後您上臺去表演。這樣的編劇水平當然不符合時代發展需要。於是當年決定，在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學院和復旦大學三所大學的中文系裡，挑選一些業務尖子保送到上海戲劇學院辦的戲曲創作研究班去深造。我就在那做研究生。大學畢業分配我到文化局，說我有一點理論思維，就分到文化局的理論什麼什麼室。
吳懷堯：生活就像一場電影，當下一個鏡頭呈現在我們面前，您已經是上海藝術劇院的一員，開始從事專業創作了，這中間的切換是如何實現的？
沙葉新：我的恩師黃佐臨先生從文化局把我要了回來，要到他領導的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來。這位老專家就改變了我的道路。我就開始從事專業創作了。*以前，我寫了一個戲，叫《一分錢》。黃佐臨先生導演，莫大的榮耀。就那麼一個小小獨幕戲呀，這麼個大導演親自導演！這個戲有不少趣味性的東西，比如在舞臺上變魔術呀，這在以往話劇舞臺上是沒有的。黃佐臨非常喜歡這個劇本，他說我寫得非常俏。俏皮的俏。猶有花枝俏的俏。他還對我說：小沙啊，你有本錢了，不過這個本錢不大，只有一分錢 。既肯定了我，又叫我不要驕傲。
吳懷堯：您的主要劇作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創造出來的，90年代以後作品似乎不多？
沙葉新：其實我一直在創作。80年代末我在寫《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寫了好幾年，很艱苦，我說我如果能寫好這出戏，生了癌病我也不後悔。後來又繼續寫了一些戲，都在上海演出了。去年我還寫了《幸遇先生蔡》，在香港演出了。我比較喜歡的還是《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去年我有三個戲在演出。一個是在上海，我剛才說了，去年的5月和7月吧，兩次演出我的《陳毅市長》。一個是在紐約，去年的4月21號上映我的《假如我是真的》，是臺灣導演王童在紐約舉行他的影片回顧展，《假如我是真的》是他七部展片之一。三是在香港，11月演出我的《幸遇先生蔡》，這是寫蔡元培的戲。三個國際大都市同時演出我三個戲，可喜可賀吧？
沙葉新 我天下無敵（6）
但最讓我高興的還是我去年得知我的《孔子？耶穌？披頭士列儂》被選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中，不是存目，不是選場，是全文。這是中國國家*重點推薦的高校中文專業教材。我不矯情，我說實話，我很高興，我一直比較喜歡我這個作品。
吳懷堯： 90年代商業浪潮兇猛，中國轉身進入消費時代，您個人是否受到衝擊？
沙葉新： 90年代意識形態的色彩開始淡漠了，所以知識分子又面臨著另外一種選擇，說俗了，就是權和錢的選擇。正如魯迅所言，有人退隱，有人消沉，有人流亡，有人當官，有人發財，但也有人堅守。可悲的是堅守的人越來越少，作家沒有良心不可能寫出好作品。90年代是知識分子大分化的年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責任、良心、道義、勇氣、執著、誠實、規範、準則都被恥笑，說什麼年代了，您還堅守這樣一些破爛，所以很多像我這樣的人又不適應了。我也有過彷徨、有過困惑，也有過笑話。90年代的商業大潮洶湧澎湃，把一部分想堅守的知識分子席捲而去，就像錢塘大潮一樣，您即便原先只是想在岸上看看的，也會把您席捲下海。可是我理解那些下海的知識分子。90年代知識分子是分化了，被官場、商場沖走了。但還有一小部分人在堅守。他們面對不公，面對邪惡，沒有閉上眼睛，沒有掉頭而去；他們仍有良知，還在堅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