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狽之相，至少在他們眼裡，身強力壯又有文化的我，“商業價值得到相當正確的評價”，是個好勞動力。兩個哥哥開始表示惋惜，不停地咂嘴：“嘖嘖！‘成分高’了！嘖嘖！‘成分高’了！”好像不是“成分高”，這倒是門不錯的親事。臨走，給我留下他們身上帶的兩盒“大前門”香菸，每盒都還剩十幾支。
如果我的“成分好”，我這個40歲的人就能娶個18歲的姑娘做老婆。當然，如果“成分好”，我也不會落到如此地步。可是人不往壞處想，想的總是眼前的美事。這一來，反而使我懷非分之想，打破了我的平靜，我的滋潤，第一次感到“成分”和“身份”對我幸福的阻礙。
我想，她到過我這間四壁蕭條的土房，房裡連個小板凳都沒有，只能坐在土坯上吃蔥油餅；土炕上的被褥與其叫被褥，不如叫一堆爛棉花；農場發給我的軍綠色棉襖釦子全掉光，腰上系根麻繩，大冬天沒棉鞋，也沒襪子，光著腳穿一雙破舊的“解放牌”膠鞋，一目瞭然地赤貧如洗。而公社幹部家庭出身的她（當年的公社幹部等於農村的土皇帝），一個“貧貧的貧農”，一個“貴族小姐”，且不提什麼“身份”“成分”，僅那輛腳踏車就需要二百張“工業品券”才買得到。那天她光臨我土房的情景，相當於今天的富豪小姐開著敞蓬的法拉利到農民工破爛的工棚。我倆的貧富差距可說是天上地下。然而她對我卻如此鍾情，非我不嫁，真可說是我落魄中的紅顏知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沒想到我與她不期而遇，竟成了“金鳳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想到她被“看起來”了的心情，《詩經》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正是她的寫照嗎？她給了我溫暖，也使我好幾晚上失眠，如《西廂記》中寫的“千百遍搗床捶枕”。
我竟開始想女人從而抱怨起“帽子”來。
後來，在謝晉要把我的小說《靈與肉》搬上銀幕，拍攝《牧馬人》之前，謝晉拿來一摞中央戲劇學院女學生的照片，讓我挑選哪個像我小說中的女主人公。我一張張地翻到叢珊，彷彿看到她一點影子。
“就是她了！”我說。
（此處略去2000字）
……
六
沒想到，不到半年，我的第一篇小說《四封信》就在《寧夏文藝》（《朔方》的前身）發表，接著我就獲得平反，並且“徹底恢復名譽”。
我們今天說“改革開放”起始於安徽小崗村23戶農民寫血書要求“分田單幹”，從而啟動了經濟領域的改革，而據我看：一切改革都起始於人的解放！
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臺後，先是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平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接著是為右派分子及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迫害的人平反甄別，1978年底，在那個寒冷的冬天，終於在全國農村摘掉全部“地富反壞分子帽子”。這是遍及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使數以億計的人改變命運的大事。
這一系列舉措雖然是緊鑼密鼓卻不是大張旗鼓進行的，所以在今天一般中青年人中印象並不深刻。而實際上，就其規模、人口數量、國土範圍及解放的徹底性來說，“身份識別系統”與“身份識別制度”的取消，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一次奴隸解放！
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地平線上，才出現了一絲人權意識的曙光。由此開始，才有30年後的今天。
“身份識別系統”瞬間分崩離析，“身份識別制度”很快土崩瓦解。只有億萬人擺脫“身份”和“成分”的束縛，才有可能調動全體人民群眾投入改革。試問，如果幾億農村人口中“身份”仍然有這樣那樣的差別，“帽子”仍然戴在數以百萬計人家的頭上，農村人口中人與人的地位不平等，怎能“分田單幹”、“家庭承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