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波亭的故事。大致如此。
實際上，恢復北宋皇朝時期的那種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是高宗皇帝和大部分文人士大夫們的願望；幾任的首相大人也擔心戰功日著的武將威脅到自己的地位，日以繼夜地謀劃著怎樣解除武將的兵權。
從太祖皇帝趙匡胤和宋朝的第一位首相開始，打壓武將、不讓武將掌有實權、不讓武將有機會造反、就已經成為朝廷的共識。
這也難怪，北宋之前五代十國的歷史。全都是血淋淋的教訓。
只不過，真的需要把武將們壓制得那麼死嗎？
算起來，在南宋高宗時代，解除武將兵權的呼聲並不僅僅出自於劉、張、韓、吳、嶽這五大司令官相互輝映的時代。
建炎初年，戶部侍郎柳約就直言不諱地進言道：“諸大將提兵入覲，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軍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在建炎四年。給事中兼直學士汪藻上疏斥責諸大將：“現在有的大將官兼兩鎮之重，躋身於執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錦衣肉食，出入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禍患甚於金虜，可謂上負國家。下負百姓，罪惡如此，用古法皆當誅。”
當時有“兩鎮之重”節度使銜頭的只有劉光世和張俊兩人。
到了紹興元年，汪藻再一次上奏章，大談“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獻上“馭將三策”。建議趙構要“漸銷諸將之權”。
而當時高宗皇帝的回答是：“後十年卒如其策。”
兵權遲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左宣議郎王之道更是不顧金人在側，虎視眈眈。上書高宗，強烈要求收繳諸將兵權，恢復以文臣統軍的傳統，他呼籲說：“臣願陛下深思熟慮，選擇德高望重的文臣授以斧鉞，俾統六師。”
到了紹興八年，監察御史張戒也進言說：“諸將權太重”，提醒高宗皇帝早日削減諸將的兵權。
高宗對此大為讚賞，當即表示“一二年間事當自了”。
從高宗皇帝對大臣們的回覆看，在紹興十一年中所發生的“釋兵權”事件，很早就已經列入了高宗皇帝的時間表內。
皇帝既然有這個心願，當首相的當然要積極貫徹落實，張浚在相位時，就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製為由，解除了劉光世的兵權，但也因此引發了淮西兵變，他本人坐謫引退，第一次收兵奪權的行動只能草草結束。
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
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
他們的實驗物件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從這個角度看，罷免張俊、韓世中和岳飛等三人的兵權，其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情。
問題在於，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真的那麼合適嗎？
毫無疑問，宋朝是中國在古時的一個巔峰的時代。
整個社會的科學發展水平，國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要說之前的漢唐盛世比不上，後來的明清兩朝更是大大不如。
誠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興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來對世界的開放和包容的延續和結果；但是，宋朝孱弱的軍事力量與她那超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無論是國家的稅賦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又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宋朝與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的比較，其差距相當於如今的美國與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