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各收容傷兵的醫院去護理傷兵，幫助傷兵寫家信，分發各方面募集的慰問品。不久，湖北省婦女協會召開會員大會，透過修訂的省婦協總章程，改選省婦協執行委員，省婦協共設定組織部、宣傳部、總務部、調查部、交際部、娛樂部等六個部，經會員選舉，褚松雪被選舉為交際部長。
革命，使褚松雪容光煥發，幹勁倍增，從中體會到做人的尊嚴和價值。相反，卻使張競生雞飛蛋打，別鵠離鶯。當北伐革命風起雲湧的時候，張競生卻躲在上海的一隅發出無奈的哀鳴：“褚氏此次舉動，原因複雜，舉要：則伊與我情感不好；其次，受其情人的誘惑（有伊情書可證）；第三，則伊怕在上海租界被拿；第四，則因在上海無事可做；第五，則因小孩與家事的麻煩；我們對於黨見的參差，乃原因中之最微末者。……悲哉！三年同住，一旦分離，二歲小孩，已無母親，人孰無情，誰能遣此。褚氏固別有心肝與志氣者，我哀其志，悲其遇，壯其抱負而嘆我們的無緣。”
張競生因愛生恨，在褚松雪高飛遠颺之後，他也心灰意冷地離開了難以為繼的上海藝術大學。
二、《新文化》始末（1）
1926 年11 月，在北上無門南歸無路進退兩難的窘境中，在失去母愛的嬰兒的啼哭聲中，張競生一掃頹氣，置之死地而後生，決定於遍地黃金而又處處陷阱的上海灘開創他人生最重要的事業，在幽僻的法租界豐裕裡謀劃籌備創辦《新文化》月刊。
以發軔於19 世紀60 年代由英國倫敦教會創辦的墨海書館為先導，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壯大，上海成為麇集了中國最大多數報刊和出版社的城市。以1925 年至1929 年為限，僅先後出版的各類小報，竟有七百多種，有時一天就會有數十種小報問世。依託各家書局和出版社創辦的刊物更是數不勝數，其中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開明書店等各大書局均自辦一家或數家雜誌，互相競爭，各擅勝場。
張競生作為一個外來者、陌生人，居然要在這個鑊煮鼎烹的大屠場中分得一杯羹，豈非不自量力與狂妄無知？然而，張競生果真是吃了豹子膽，他不僅不把上海灘放在眼裡，而且藐視國人，把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成果貶得一無是處。張競生記得，民國元年，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革命成功，全仗報界鼓吹之力。”而時至今日，新文化革命遠未成功，張競生不客氣地說，到如今我國尚脫不了半文明半野蠻的狀態，尤為可惜的是連這一半文明尚是破舊的、腐朽而不適用的！所以從現在起要以真正的新文化為標準，對於一切事情——自拉屎、交媾，以至思想、文化，皆當由頭到底從新做起，這何消說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又何消說我們對此責任的重大與工作的艱難了。可是，我們不敢以此自餒，還要以此自負。
我們大膽地掛起這個“新文化”招牌來，一切皆以這個新文化為標準；若他是新文化，不管怎樣驚世駭俗，我們當儘量地介紹，並作一些有系統的研究；若他不是新文化，不管他在歷史及社會上有多大勢力，我們當竭力攻擊到使他沒有立錐之地仆倒滅亡而後已。這是張競生搶佔上海灘輿論陣地吹響的號角，創辦《新文化》月刊豎起的旗幟。在這樣的旗幟之下，張競生集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化人，他們是彭兆良、羅直敷、谷劍塵、陳嬰、王劍侯等人，開始了上海灘上最為冒險也最為刺激的創業。
張競生親自確定辦刊方針、欄目設定、總體風格，親自向蔡元培、吳稚暉、張繼等社會名流約稿，登門拜訪了青年裝幀家陶元慶，請他為刊物設計封面和裝幀版式，安排彭兆良翻譯藹理士性心理學著作，並趕寫了不少重要稿件。經過一個多月緊鑼密鼓的籌備，《新文化》月刊於1926 年12 月正式創辦，雜誌為大32 開本，每期131 頁，每月1 日出版，由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