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什麼爭嗣合族等等滅種制度亦可盡去。中國之興，世界之正當，皆在此區區小事。”蔡元培的意見是：“我不贊成遺產製，但遺產製未取消以前，當然男女平等。對於寡婦之一份，我亦贊成。”張繼則認為：“婦女繼承權，狹義說當然指遺產。為妻為女者照理應得一份以自給。至於為母者在我國風俗上極有權力，凡夫死而子幼者例皆由母親管理一切。可惜法律無規定，以致其子長大時，母親即失其權柄，每有因其子不肖，家業不能保，而不免流為老乞丐矣。故今後法律應規定母親有一定的遺產權以免使老人困苦顛連。”
從參與討論的情況來看，可以說各有獨特的見解。吳稚暉的意見最直截了當，張繼的意見比較透徹全面，蔡元培、華林（即張東蓀）、彭兆良等人則明確主張廢除遺產製。雖然此時張競生已經與褚松雪反目成仇，但他並不因人廢言，還在創刊號刊登了褚松雪的文章《我的訴狀》，不過是以松儔夫人的筆名發表。該文以一個女子的親身經歷，發出了椎心泣血的呼籲：“我願有良心的父親們丈夫們大家聯合起來，實行把財產均分給他的女兒和兒子；救出了女兒，同時也保住了心愛的遺物。因為東西既經分開，少數子女的不肖，絕不會覆沒了全份的祖產。覺悟的父親們，你們做個時代的先驅者吧！”
二、《新文化》始末（3）
這是一篇有深度的文章，它從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出發，反證了實行“婦女繼承權”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為了擴大討論的廣度和影響力，新文化社還發起了贊成“婦女繼承權”簽名活動，目的是使之蔚成風氣，以便將來形成法律。參加簽名的，除了上述社會名流外，還有中華法科大學的教授與學生，以及新文化社同仁。尤為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流行音樂之父黎錦暉和他的明星女兒黎明暉也參加了簽名活動，頗有使人眼睛一亮的效果。張競生稱讚說，黎先生與其女兒的簽名，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氣概。
在《新文化》第二期，新文化社連發兩份意見書，一份是《為“婦女繼承權”事請國民政府造予施行書》，一份是《致“全國婦女代表大會”請力爭婦女繼承權書》。前者，張競生提出了實施“婦女繼承權”的若干意見，建議在透過法律程式後由國民政府予以施行；在意見書的最後，張競生語帶譏諷地說道：“若並此等極小的革命工作而不能實行或行而不力，國民政府，真對不住人道與女同胞了。”在後者，新文化社建議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就“婦女繼承權”
問題向國民政府提出議案，內容包括：“凡為母者，最少，得與子女同分一份的產業；凡為妻者，得與其夫享受同等或相當的財產；凡為女兒者，得與其男兄弟一樣平分父母的家產；凡為庶母及妾者，（就已然說）也有同分其產業之權。”要求這份綱要務須請國民政府批准執行，同時由婦女部組織一個“婦女繼承權監察委員會”，監督行政方面認真執行。在同一期，《新文化》還刊登了《男女地權之平均》、《婦女求得繼承權的根本解決》、《我得不到遺產繼承權的痛苦》等討論文章。在張競生等人的推動下，婦女繼承權第一次走進了公眾的視野，成為婦女解放運動需要迫切解決的一個現實問題。
在《新文化》創刊號上，有一篇篇幅較長卻不為人注意的重要文章，這就是挹蘭女士的《母愛之調節與其要點》。這個挹蘭女士就是仍在北京大學教育系讀書的張挹蘭，張競生在上海創辦《新文化》，張挹蘭隨即寄來稿子以示支援。這篇文章寫於1926 年10 月12 日，作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