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饋環路”了。
二、天賦論
如果起源於外界的學習假說在前一世代的研究工作中大大地佔統治地位的話，那麼人們今天就常常發現完全相反的觀點，好象放棄拉馬克式的經驗論（也就是美國作家稱之為“環境主義”的東西）必然會導致天賦論（或“成熟主義”）似的。但是這樣看就是忘記了在這兩者之間是能夠存在一些以相互作用和自我調節為基礎的解釋的。①
①指出下面這一點可能是有啟發意義的：赫爾的一個有名的門徒E。伯林內認為我是一個“新行為主義者”（參看《心理學與發生認識論，皮亞傑學派的主題》頓納德出版，一九六六年，第二二三——三四頁），而另一位作者貝林則反對這個說法，把我視為一個“成熟論者”，並認為把我歸入“成熟論者”之內是有道理的，因為，我依仗了源於內部的建構。而我既不是新行為主義者也不是成熟論者，我所關心的重要問題是新結構的不斷形成的問題，這些新結構既不是在環境中也不是在主體自身內部在他的發展的各階段之前預先就形成了的（也請參看《研究報告》第十二卷）。
有名的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明確地批判了斯金納對學習的解釋，並證明不可能存在象行為主義者和聯想主義者的模型那樣的語言學習，他以此對心理學作出了一大貢獻。但他得出一個結論說，他的“生成語法”的轉換規則最終將揭示出一種固定核心，這種核心包含有諸如主語與謂語的關係之類的某些必要結構。如果從生物學觀點來看，這裡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也就是要去說明使獲得語言成為可能的大腦中樞的形成問題。如果我們試圖說明這個大腦中樞預先就具有言語和理性思維的基本形式，那麼，任務就會變得更加困難得多。從心理學觀點來看，上述這個假說是沒有用的：如果喬姆斯基認為智力是語言的基礎而不是語言是智力的基礎這種看法是對的，那末我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提請大家注意感知運動性智力，這種智力在言語出現之前的結構化，確乎是以神經的成熟為先決條件的，甚至更為有意義的是，是以從逐步協調與自我調節開始而先後相繼出現的平衡狀態為先決條件的（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
按著名的生態學家洛倫茲的觀點，認識的結構也同樣是天賦的，但是這個天賦性是根據一個他希望其毫不含糊地屬於康德主義的樣式而概括出來的。認識的“範疇”是作為一切經驗的先行條件而生物學地預先形成了的，其方式一如馬的蹄和魚的翅那樣是作為遺傳程式設計的結果而在胚胎發生中發展起來的，並且遠在個體（或者說表現型）能夠使用它們之前很久就發展起來了。但是，因為種與種的遺傳是各各不同的，那就很清楚，如果這些先驗因素要保留它們康德主義意義上的“先行條件”那一面，它們就必須犧牲它們的結構的內在必然性以及它們的統一性；洛倫茲是老實承認這一點的，因為他把它們歸結為簡單的“內在的工作假說”。在這裡，我們看出這種解釋和我們的解釋完全相反，按照我們的解釋，認識的結構確實是贏得了必然性的：但是，只是在它們發展的最後而不是一開始就有，而且也不牽涉任何先行的遺傳程式設計。
如果洛倫茲的假設是和正統的新達爾文主義完全符合的話，這就為我們贊成譴責這個侷限性太大的生物學觀點提供了另外一個論據。瓦丁頓關於“後成系統”的觀點——或關於梅伊爾稱之為“後成遺傳型”的東西的觀點，已使得正統新達爾文主義成為大大過時的了。目前關於表現型的看法表明，表現型是遺傳因素與環境因素之間從胚胎發生階段起就存在著的一種不可分離的相互作用的產物，這就使得要在天賦的東西與獲得的東西之間找出一條固定的界限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發展所特有的自我調節區域：在認知性行為水平上，就更是這樣。
實際上，在包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