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等。（2）第二，存在著行為內容在遺傳時的程式化。（3）最後，存在著個體對多種多樣的環境的適應，這些適應趨向於順應環境或者說順應經驗。因此，在從本能到智力的過渡時唯一趨於消失或被減弱的東西就是這第二水平（2），也就是行為內容在遺傳上的程式化。另一方面，一般形式（1）一旦從固定的內容中解放出來時，就會透過反身抽象而引起多種多樣的新建構；同時，個體適應（3）也是以同樣的方式發展的。
①原文為StigmergiesofGrassé，指格拉塞所發現的飛蟲翅膀上的斑點。因未找到確切意義，暫作此譯。——譯註
總之，智力之從本能之中出現是伴隨有方向雖然不同但卻是相互聯絡著的兩種發展：一種是內化的發展，它與（1）相當，發展方向是朝向邏輯數學方面（注意，在本能的邏輯的主體方面，他的幾何概念常常是多麼地令人注目）；另一種發展是外化的發展，其發展方向是朝向學習與經驗。這樣一種雙重過程易於使人想起認識的心理發生的開始（見本書第一章第一節），雖則這兩種發展自然是明顯地比心理發生的開始還要早；從我們對一個一個階段的會合性重新建構的認識看來，這一點並沒有什麼可令人驚奇的。在發生這些轉換的種族發展水平上，這些無疑都是和腦的“聯合通路”（即既非內導也非外導的通路）的發展有關的；在這裡我們必須注意羅森茨魏格、克雷奇以及他們的同事已經證明了的事實，即由於後天獲得的認識累積的結果，大腦皮層有了一種有效的生長（在個別的一些被試中）。
然而，即使我們同意這樣來把本能看作是有機體在遺傳上安排好了的前智力，事實仍然是：只要變異和演化的問題在生物學上還沒有充分解決，那末考察遺傳僅僅是把生物發生的問題放到一個不同的前後關係之中，絕沒有把問題縮小。在這裡我們仍然面臨著一些巨大的困難。拉馬克相信獲得性的遺傳，並把環境的作用看作是遺傳特性的本源。本世紀初的新達爾文主義者的觀點現在還被許多人所接受，並且是當代所謂“綜合”理論的核心，他們將遺傳的變異看作是與環境無關地產生的，環境僅僅是透過適者生存的淘汰作用才在以後介入。然而在今天，這種簡單的機率和淘汰作用的模型愈來愈顯得不適當，並趨向於被迴圈往復的通路模型所替代。一方面，如我們已經指出的，表現型是作為染色體組對環境作用的一種“反應”而出現的，而懷特還走得如此之遠，以致認為細胞具有調節變異的能力。另一方面，淘汰作用僅僅適用於表現型，而且起源於那個部分地被表現型所選擇和改變了的環境的。所以在內部變異（特別是重新組合）和環境之間存在著迴圈往復的通路。因此瓦丁頓引用了“生物發生上的同化作用”概念，並重新提出了“獲得性的遺傳”問題——雖然在他的思想中有一個十分“非拉馬克主義”，而且是遠遠超過了那些過分簡單的新達爾文主義模型的看法。因此，在認知結構的生物發生的領域裡對遺傳的求助，看來開始時是集中注意於原始遺傳組織和環境分別作出的貢獻，結果卻是使我們重新回到了原始遺傳組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這種解決辦法。
四、自我調節系統
一般說來，如果我們要說明認知結構的生物根源，以及認知結構之成為必然這一事實，我們必需既不認為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