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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風度原似指一較短時期，本書則將它擴至晉宋。從而陶潛便可算作它的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也正如魯迅所一再點出：“在《陶集》裡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塵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陶潛的超脫塵世與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樣，只是一種外在現象。超脫人世的陶潛是宋代蘇軾塑造出來的形象。實際的陶潛，與阮籍一樣，是政治鬥爭的迴避者。他雖然沒有阮籍那麼高的閥閱地位，也沒有那樣身不由己地捲進最高層的鬥爭漩渦，但陶潛的家世和少年抱負都使他對政治有過興趣和關係。他的特點是十分自覺地從這裡退了出來。為什麼這樣？在他的詩文中，響著與阮籍等人頗為相似的音調，可以作為答案：“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古時功名土，慷慨爭此場，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等等，這些都是具有政治內容的。由於身份、地位、境況、遭遇的不同，陶潛的這種感嘆不可能有阮籍那麼尖銳沉重，但它仍是使陶潛逃避“誠足貴”的“榮華”，寧肯回到田園去的根本原因。陶潛堅決從上層社會的政治中退了出來，把精神的慰安寄託在農村生活的飲酒、讀書、作詩上，他沒有那種後期封建社會士大夫對整個人生社會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對人生、生活、社會仍有很高的興致。他也沒有像後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禪宗，希圖某種透徹了悟。相反，他對生死問題和人生無常仍極為執著、關心，他仍然有著如《十九首》那樣的人生慨嘆：“人生似幻化，終當歸虛無”；“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否”。儘管他信天師道（參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實際採取的仍是一種無神論和懷疑論的立場，他提出了許多疑問：“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總結則是“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測其理”。這種懷疑派的世界觀人生觀也正是阮籍所具有的：“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躊躇。”這些魏晉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