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經濟擔保和俄亥俄州一間語言學校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年，陸璽文二十，程懷谷二十二，剛好滿法定結婚年齡。在程家人的默許，和陸家人的熱烈擁簇之下，陸璽文退了學，趕在程懷谷簽證辦下來之前，和他領了結婚證書。
這場聯姻背後有著太多源自於不同立場的考量，陸璽文的算盤自不用去說，程懷谷作為一個新婚的青年男子，也更容易證明自己沒有移民傾向，更狗血的是，到了他真正坐在簽證官面前的那天，他剛剛知道妻子懷孕了。
就這樣，程懷谷很順利地拿到了簽證，飛赴美國。數月之後，陸璽文在上海生下一個體重七斤二兩，身長五十三公分的男嬰。她按照舊俗，坐了三十天的月子，擺過滿月酒，就開始申請去美國陪讀，那個襁褓中的小孩又成了她面籤時最好的道具。簽證官是個中年婦女，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百分之一百的相信面前這個年方二十一歲的女人只是想去看看在大洋彼岸的苦讀的丈夫，小孩週歲之前肯定是會回上海的。
於是，陸璽文又走出了與眾不同的另一步，她去了美國，並且在僅僅七個月之後，就與程懷谷協議離婚了。
多年之後，各種各樣的人試圖從她成為Lady W之前的那十幾年裡挖出些什麼，他們問得越多看得越多，就越覺得這個女人本來就不是池中之物，她的每一次選擇、每一個動作都像是在鋪展一個巍巍泱泱的棋局，她註定會成就一番事業，而她身邊的人只能在她身後看著她一騎絕塵。
沒人能否認她的卓然孑立，她之所以受人詬病，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她經歷的每一次轉機都是因為一個又一個的男人。程懷谷給了她出國的機會，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某位教授又給了她一個永久居民身份。她花了四年時間，結了、又離了第二次婚，其間拿到了經濟學學士學位。
同年，她離開哥倫布市，在紐約找了份工作，徹底改頭換面，開始像一個獨立的美國女人那樣生活。
那一年，程懷谷也已結束了自己的留學生生涯，在哥倫布市一間體育用品商店做應付會計，拿極其普通的薪水，過極其普通的日子，最大的遠景不過是考AICPA，再換一份薪水稍好些的工作。
那一年，他們留在上海的那個嬰兒已年滿五歲，程教授也已經退休。祖孫二人來到美國投奔程懷谷，在哥倫布市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
男孩轉眼長到十歲，他開始慢慢懂得，他的父親就是當地華人圈子裡說的那種“搬運工”，把一個女人從國內帶出來，到頭來又被甩了。至於母親，他只知道她叫陸璽文，每半年寄一次錢來給他用。
他習慣直接叫名字，因為父親提起她的時候，總是說“那個姓陸的女人”。只有祖父一直提醒他：“致研，再怎麼樣，她也是你的母親。”
他覺得像父親那樣叫似乎有點過分，母親、媽媽又太過親密，叫不出口，所以，索性就叫陸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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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了五年，除了名字和錢，程致研對陸璽文還是所知不多，只是偶爾聽見父親用嘲謔的口氣說：匯款金額見漲嘛，看起來混得不錯。
十五歲那年夏末，祖父被確診為肺癌晚期，三個月之後死在急診室裡。
葬禮上，程致研看到一個高瘦的女人，戴著太陽眼鏡，蜜色長風衣的下襬隨風揚起。在他居住的那個社群，很少能看到這樣人，也說不清是哪裡不同，她幾乎沒有化妝，穿得也很樸素，但看起來就是跟別人不一樣。
葬禮之後，她走過來跟他講話，沒有介紹自己，但在她摘下墨鏡的一瞬，他就知道她是陸璽文。血緣是很奇怪的東西，就好像他還記得她的臉，刻在嬰兒期的記憶裡。
她問他是否願意跟她一起生活？
他避開她目光，回答說：隨便，去哪兒都無所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