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開始，國人不斷推崇法國思想家盧梭，從政治的《民約論》（今譯《社會契約論》），到教育的《愛彌兒》，再到文學的《懺悔錄》，表彰的重點隨時代氛圍而轉移。在我看來，不僅學問與立場，甚至包括性情與行為方式，最合適作為盧梭信徒或私淑弟子的，莫過於張競生。其主張“痛快地生活”的《浮生漫談》，以“山野”開篇，以“兒童”作結，某種程度說明了其為何與20 世紀中國主流學界分道揚鑣。特立獨行、敏感而偏執、思維跳躍、推崇常識而蔑視專家、想象力豐富而執行力薄弱、逆境中抗爭、終其一生不斷進行哲學思考且將這種思考落實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物，不免讓人產生無限遐想——這是一個生錯了時代、選錯了職業因而註定命運多舛的浪漫派文人。
這種性格以及生活趣味，放在蘇曼殊、郁達夫等浪漫派作家行列，也許更合適。在《十年情場》中，張競生多次引用蘇曼殊的詩句。其實，無論浪漫性情、異域風味，還是那些半真半假的小說或自傳，二人頗有相似處。記得浪漫得近乎頹廢的現代小說家郁達夫，曾這樣評論蘇曼殊：“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好。”（郁達夫：《雜評曼殊的作品》）日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大概也會發現，這個被嚴重扭曲的哲學博士，也是“人”比“書”還可愛。
作為最早譯介盧梭《懺悔錄》的哲學家，張競生曾談及此書的意義：“這部《懺悔錄》供給我們許多人情世故，可以由此知道古今中西之人心原是一樣，這已值得一讀了。況且有許多奇事逸緻，非在18 世紀的法蘭西不能得到，更使讀者得了無窮的寶藏。”（張競生：《〈盧騷懺悔錄〉第三版序》）不妨借用此視角，來談論張競生驚濤駭浪、起伏不定的一生——你會驚歎，此人怎麼經常與政治史、思想史、學術史的“大人物”或“關鍵時刻”擦身而過？這不是一個聲名顯赫的“成功人士”，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是個“失敗者”，可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角度，幫助我們串起了一部“不一樣”的中國現代史。
假如此說成立，那麼，為張競生寫傳，就不該侷限於傳主生平，而必須有更為宏闊的視野。更何況，張競生本人已撰有《浮生漫談》、《十年情場》等，若跳不出此窠臼，很容易被傳主的自述所覆蓋。好在本書作者張培忠君深知其中奧秘，為撰寫此書投入了大量精力（所謂“念茲在茲近三十年，積累考證近二十年，研究寫作近十年”，參見本書後記），廣收博採，兼及作家的揣摩、學者的考證，以及儘可能詳盡的田野調查，故此書多有可觀之處。
如此評傳，我能先睹為快，實為幸事。我與作者一樣，都是潮州人，對於張競生這位先賢早有耳聞，只是囿於成見，不曾給予必要的關注。直到應邀寫序，閱讀了大量張競生著譯，對這位前北大教授的印象方才大為改觀。可惜的是，深入的專題探究，既無法倉促完成，即便完成，也不適合作為評傳的序言，只能留待日後單獨發表。
2008 年7 月20 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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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革命本色（1）
“五四”前後的北大，是學術研究的重鎮，革命思潮的中心，還是傳播馬列的前驅。置身在這個大時代的漩渦中，張競生不是隻滿足於當一個“兩腳書櫥”，也不是隨波逐流與世沉浮，作為一個先進的知識分子，他有著自己的學術追求，也有著自己的政治主張。
從講授《普遍的邏輯》開始，張競生逐漸成了北大紅樓授權圈裡引人注目的角色。1918年夏天，沙灘的四層紅樓落成，北大文科和圖書館遷入新址辦公，新的圖書館開闢了六門閱覽室，21間藏書庫，整整佔了新樓的第一層樓。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