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也是記者，偌大的一個大廳被香菸燻得霧氣騰騰。老朱用阿語向伊拉克人一打聽才知道，德奎利亞爾還沒有到。我們倆趁機緊靠在一起坐在牆旮旯，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兒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湧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衝向門口。幾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像機、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準備的另一個小會場，在那兒可以見上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像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膽小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帖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兀自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更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正是給中國露臉的時候。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米，而我有米。可惜我的森帕克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捲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膠捲，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捲，可剛到面前，被後面一衝，眼看著手中的膠捲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縫擠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蒙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駕汽車扔炸彈的恐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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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3）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美聯底片傳真機，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聯合國的全面制裁使巴格達成了一座孤島，以往我與外界的聯絡全靠我那當傳真員的徒兒袁滿為報道戰爭在國際長途上“侃”出的一幫“女朋友”。袁滿是戰爭前夕唯一能從北京輾轉香港、紐約進巴格達的人，攝影部副主任林川為此在總編室會議上得意洋洋地稱之為秘密武器。但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袁滿和他的國際娘子軍是否也加入了聯合國軍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菸。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託撤退的同胞把這張傳真照片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讓共同社攝影記者“折”了一回，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我的照片再次從“風眼”巴格達傳向世界，佔領外國報紙。香港《明報》已稱我為“新華社攝影大師”，《商報》稱我是“新華社攝影部二十年來最大的發現”。這還不算德國和美國報紙。到今天我仍然堅持，衡量一個記者價值的唯一標準，是看他發出的新聞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體採用，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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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臨近攤牌的巴格達（1）
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這裡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